随着数智时代的来临，媒介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刻影响着文化实践和社会生活。媒介化表演作为文本生产与传播的一种典型形态，成为考察和反思数智时代人类生存境遇的关键因素之一。正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言，若以奥威尔式和赫胥黎式两种文化寓言为参照，最终可能成为现实的或许不是奥威尔式的寓言，而是赫胥黎式的恐慌——“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①。基于媒介化表演这一特定观察视角，这种恐慌背后的底层逻辑可以被概括为：文化成为“幻象”的文化，事件成为表演的“事件”。数智时代的各种新兴媒介技术从传达真实到塑造事件，再到生成真实感，最大化地彰显了媒介化表演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这也为我们批判性地审视当代文化“幻象”及其深层意涵提供了基础依据。 一、媒介化表演：事件何以生成 数智时代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媒介化生存方式，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媒介传播的中心。就当代文化实践而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文本生产与传播的机制和生态。其中最直观的一点就是：所有的线下、现场演出都因媒介技术的加持，而变成可以在全网直播的媒介化表演。美国学者菲利普·奥斯兰德(Philip Auslander)曾指出：“‘媒介化表演’是指作为音频或视频记录，以及其他基于复制技术的形式，在电视上传播的表演。”②更重要的是，这种表演的媒介化现象，并不仅仅关乎技术层面；它还作为一个深刻的“媒介认识论”问题，促使我们从社会、文化、经济及政治等多重维度思考这一现象背后的现实功能和文化意涵。毋庸讳言，仅仅局限于从电视这一传统媒介形态来理解媒介化表演及其传播效应，已经难以把握当代媒介技术运用的客观现实。不过，奥斯兰德基于更宏阔语境所提出的这一分析视角，在今天仍颇具启示性。 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化实践，仅以曾引发热议的《歌手2024》为例，该节目不仅通过全程直播的形式提升竞演的真实性和竞技性，而且运用多项创新技术，为线上和线下观众营造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该节目借助互联网平台的视听科技，实现了在湖南卫视和芒果TV的大小屏互动，并通过设立“国际云端听审团”，让海外“云端观众”可实时观看歌手竞演、参与“全民预测”互动。主持人现场连线国际观众听审团，使观众能够实时了解并预测比赛结果，提升了节目评比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为了保证“国际云端听审团”机制的顺利运行，大赛组织方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保障。高清流畅的直播效果、稳定的网络连接、便捷的投票系统等，都确保每一位听审成员能够在最佳状态下享受比赛，为心中的最佳歌手投出神圣的一票③。在这场赛事的背后，媒介的魔力被不断夸大，“沉浸感”“现场感”“真实感”这些与审美体验息息相关的词汇频频出现。各种媒介手段的加持，使得原本只是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音乐“赛事”，演变为一个轰动全国的娱乐“事件”。 所谓“事件”，源自拉丁语动词“evenire”，意思是“到达”或“来到”，“表示一种从某处某时发出而朝着某一个方向并正在到达的动态或事态”④。在后现代语境中，“事件”是一个更具时代总体特征的当代哲学概念。以此建构起来的事件哲学，被认为是对后现代状况的一种哲学维度的必然回应⑤。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说，“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⑥。事件理论所蕴含的当代哲学意涵，无疑是该议题能够被展开讨论的观念基础，但本文无意深耕于此。这里，我们仅以更贴近本文聚焦对象的“媒介事件”为关键视点展开讨论。丹尼尔·戴扬(Daniel Dayan)和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1992)一书中，将“媒介事件”界定为“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具有仪式性的电视直播事件，并且“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书中归纳出“媒介事件”的三个主要类型：竞赛(Contest)、征服(Conquest)和加冕(Coronation)。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不难看出，戴扬和卡茨主要对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加以界定与阐释，并认为媒介事件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⑦。 仅以电视直播而言，国内学者很早就对相关议题有所关注。有学者认为，人们通过不同途径获取新闻，听(口语)与读(文字)带给人的感受是间接的、理性的，而看(图像)所带来的感受则是直接的、感性的。图像自身具有鲜明的叙事能力和特殊感染力，所以某些呈现瞬间运动的图像刚好可以印证文字报道中诸如“张蓉芳的一记重扣”“中国人的一次强攻”等表述，视觉形象的纪实性构思和叙事，增强了新闻的翔实性与真实性⑧。在这里，“眼见为实”转化成了受众心理的某种“图像”期待，但要将其作为一种特定形态的媒介事件进行考察，其背后仍有更复杂的文化生产机制有待揭示。正如《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所指出的，一场精心策划的媒介事件，所有出现在视频中的影像内容都并非意外。 电视台通过签署把现场观众纳入自己的框架中。经过这样的转化，所有先前的签署者就变成了电视演员并由那些被动员来服务事件的技术人员、摄像师、导演、制片人以及解说员表现为事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电视在进行架构的过程中，用电视台生产的材料对事件元素做了如此精心的重组、如此微妙的混合并进行扩大，结果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事件的真实发生场所已经被从伦敦街区转移到了另一处只有电视观众可以看到的事实领域。于是电视观众必须对事件进行考虑并发现它值得它所要求的那种特别的注意方式。电视观众在对事件的架构过程中把播出人员和现场观众都包括进去了。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