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解欧洲思想史的关键词之一，末日(Apokalypse)自20世纪80年代起成为研究热点，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涵盖宗教、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对末日的最初系统性跨学科研究可追溯到1988年文化研究者冯东(Klaus Vondung)的著作《末日在德国》(Die Apokalypse in Deutschland)，菲克(Catherine Feik)和威瑟(Veronika Wieser)等人在近十年来合著的文化研究系列《末日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der Apokalypse)则是最新的系统性跨学科研究著作①。进入21世纪，末日借由生态危机的面貌进入社会政治话语体系，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及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与此同时，末日话语呈现出理论化、学科化的趋势：从“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简称FHI，2005-2024)到2021年海德堡大学建立的研究机构“末日与后末日研究中心”(Centre for Apocalyptic and Post-Apocalyptic Studies，简称CAPAS)，再到2023年“生存风险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简称CSER)的成立。人类未来的生存成为当下的热门话题。 “一个幽灵始终笼罩着欧洲：末日幽灵”②。作为最彻底的、最激进的危机话语，末日贯穿了欧洲历史，在西方历史上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对于这一现象，可以用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的“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③概念来进行解释。该概念解释了人们如何理解新事物：人们理解新的概念和事件的方式是将其“锚定”(anchored)在熟悉的、已经消化了的社会知识体系中。这一锚定过程可能因其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因此会引发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对新危机的思考就是通过熟悉的文化叙事来进行建构，而源自《启示录》的末日话语无疑构成了特殊知识储备，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且有效的解释模板。因此，不同时期西方对末日的理解及其表现形式都有所不同。文化以及社会政治动荡映射在末日接受史中。 一、末日的世俗化转向：从末日审判到理性之国 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末日研究中表达末日的德语术语纷杂，包括Apokalyptik、das Apokalyptische、Weltendzeit、Endzeit、Weltuntergang等。“Apokalypse”一词虽仍未有明确的定义④，但与诸多概念如千禧年主义(Millenarismus/Chiliasmus)、末世论(Eschatologie)、乌托邦(Utopie)联系紧密。在本文中，以上概念均被视为末日话语，以Apokalypse一词作为其表征，将其视作动态概念，包含灾难、救赎、危机、变革等引申含义。 从词源上看，Apokalypse一词源自古希腊语ἀποκáλυψις，意为“揭露”和“启示”(Offenbarung)，最初不被用在宗教语境中。在19世纪上半叶，神学家吕克(Friedrich Lücke)在对《新约》(Das neue Testament)中的最后一书《启示录》(Offenbarung des Johannes)的阐释中首次引入了这一概念⑤，自此，该词被理解为犹太—早期基督教中一种期待世界末日以及上帝带来新未来的信仰⑥。《启示录》描述了由天使传达给使徒约翰的末日图景：“世界末日”来临之际，基督再临并与信众一起统治世界一千年，即“千禧年”(Millennium)，千禧年结束之时再次降临灾难，灾难之后是人类的末日审判，最终“上帝之国”(Reich des Gottes)即“新耶路撒冷”(Das Neue Jerusalem)降临人间。因此，诞生于宗教的“末日”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指向犹太—早期基督教中的一种信仰，即期待世界末日以及末日后上帝带来的新未来，与“千禧年主义”“末世论”相关；第二，指向宗教文学中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启示录》相仿的文本，这类作品也被称作“圣经启示文学”(Apokalyptik)，其根本结构特征为对即将到来的根本性变革的预示性⑦。由此，宗教意义上的“末日”以二元结构为内在结构：即灾难与新耶路撒冷。 《旧约》(Das alte Testament)中的《但以理书》(Das Buch Daniel)被认为是“首部完整的末日预言书”⑧，但在西方，《新约》中的《启示录》才是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末日预言书。据格努斯(Robert Gnuse)的研究考察，一些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预言文本是犹太—基督传统末日预言的前身：古埃及的预言文本设想了社会崩溃，描绘了富有远见的法老将国家恢复到黄金时代；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预言文本则是设想了强大的统治者结束混乱的时代，带来和平⑨。与之相似，《启示录》预见的世界末日，是基督或上帝为人类带来了救赎——和平与公正。这类叙事模板一方面宣扬了对高位者的信仰，另一方面将末日叙事当作克服危机的手段，着重强调了末日的救赎意义。此外，在西方文化根源之一的犹太—基督传统中，末日还包含三个层面上的意义：首先，它肯定了苦难的意义，苦难是走向圆满的必经过程；其次，它赋予了人们生活的意义，即保持高尚的品德以通过末日审判最终进入新耶路撒冷；最后，它奠定了西方现代线性历史观的开端。在早期犹太—基督教观念中，历史是上帝在此岸的肉身(耶稣基督)的时间性集合，即具有方向性且有始有终的线性“救世史”(Heilsgeschichte)，从创世纪到基督降临、再临，最终进入新耶路撒冷。在这一时间意识下的历史有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在起点和终点之间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人类历史，在一个遵循因果准则的既定轨道上朝着历史的终点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