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间文学、民俗学界的众多学者比较关心“非遗”，以为民俗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抢救和保护非遗。我也是“非遗”抢救和保护工作最初的参与者，后来发现这样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学者们全都投入这一项工作，我们学科其他方面的研究任务势必就会无暇顾及。也就是说，过分强调“非遗”，将影响到我们研究的应有视野，使一些学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一个个“非遗”项目，而见不到中华文明向前发展的整体进程。民间文化研究一旦偏离了“文明进程”的视野而局限于“遗产”的视野，不仅会使得学术研究发生课题的狭隘化和话语的官腔化倾向，而且会因为日益脱离人民大众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和文化实践而面临学术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民俗学者在内的一切民间文化研究学者，尤其要思考清楚自己所从事的这一学术的根本属性是什么，社会对它的价值期待是什么。 一、文明视野下的民间文化观：文明进程与文明叙事 我们的文明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在今天又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种文明进程的历史都事关我们人民的创造和人民的叙事。当下的生活变革、人民的创造和人民的叙事，既是我们中华文明发展走向何方的大问题，也是民间文化研究者安身立命的学术视野。因此，我们不能只关注非遗保护，更应该将重心放在面向生活变革的民间文化研究上。基于此，我才提出“文明视野”的理念。 文明视野是文明交流和文明进程的视野，它面对的不是一个过去的、不动的、作为遗产的文明，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的、鲜活的文明。“文明的进程”最初是德国学者埃利亚斯提出来的。他认为，文明是一种过程，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正是宏观的社会和微观的个人之间的互动激荡形成了整个文明的进程轨迹。其核心观点就是：要理解宏大的文明的进程，就必须关注普通人的行为，特别是日常生活。①传统社会学科，关注的是宏观叙事，反馈的多为长时段的历史、宏观社会或历史大事件。《文明的进程》不只是埃利亚斯的文明观，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已经有学者关注社会中的个人、日常生活的进程，开始思考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对个人、国家和社会乃至整个文明的影响。由此，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民间社会、普通个人。正是这一股清流，在文明史的书写上，由原有的官方叙事，悄然而笃定地加上了民间叙事。他们认为，文明的表现形式不仅包括传统的文献、文物遗址，也包括鲜活的口头传统、劳作技艺、礼仪风尚等。如此一来，文明的视野也更为整体、全面。民间叙事不只是文明的文本记录，其传承过程本身还是文明赓续的证明，体现出文明发展的动力。换句话说，将民间叙事作为一种文明叙事方式，被纳入整个文明叙事的视野，这种认知在思想史上有着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以往的民俗学研究，曾强调人类普适性的结构意义或者心理共通的原型，比如结构主义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认为民俗是残留物的观念，也从西方影响到东方。如日本的柳田国男就说过：“我们今天每日生活的事实，更在我们眼前展现着过去。把这些取名为残留物(survival)，并用痕迹(vestiges)来表现，是因为大量的古旧习俗还存活在我们中间，植根于我们的内部之中。要在生活中对这些毫无意识，就连那些所谓的有教养的人也做不到。”②但是，无论是残留物说，抑或芬兰历史地理方法还是分析心理学等理论及相关研究，都是做文献和文本的研究，进行所谓科学的发现，没有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俗传承过程加以关注。 民俗学的一个初心，是要唤起民族民间的历史叙事主体意识。以赫尔德(1744-1803)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谴责现代文明隔断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将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化视为拯救德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希望。“赫尔德确认了这样一个观念：现代国家繁荣与否，取决于是否形成以本国语言和民间传统为基础的独特文化认同”，这个观念导致“欧洲所有民族都曾经对本民族民间传说加以编辑、浪漫化和再创作”。③ 从18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民俗学从萌芽到兴起，都是以一种民族主义形式展现在文学、艺术、文化的浪漫主义激流中。“民俗研究与民族主义热情结合，使它在初期就成为发生在艺术、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里面的欧洲思想运动的重要工具。民族主义者利用民俗创造了民族主义意识，同时在这个运动中的民俗也被民族主义意识所创造。”④ 近些年，有中国学者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王霄冰就提出来，对于德国的浪漫主义民俗学，不应该噤若寒蝉，不敢谈它，“德国早期民俗学的学术定位，它所关注的对象与其说是民间文化，倒不如说是德意志的‘国民性’或‘国民文化’。”“早期民俗学在德国人心目中是关于德意志这一新兴民族之文化根基的、堪称‘国学’的重要学问”⑤。这恰好反映了我国民俗学诞生之初对民族文化重新发现和自我叙事的一种理解。这种从自我叙事中探寻民族精神，理解文明进程，实际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其他国家在发展民俗学、定义民俗学(folklore)时，虽然本意是想实现赫尔德、格林兄弟的主张，然而实际上后来或多或少都偏离了民俗学的初衷。 后来，在美国以表演理论为代表⑥，关注日常交流的口头艺术，试图回归民俗学的初心，重拾民俗学发展生机，但表演理论似乎还应该关注谁与谁作交流、为什么交流等问题。特别是艺术之外的，日常的、普遍的、琐碎的生活中交流现象，也应该纳入民俗学的研究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