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①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国一直以来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关注。尽管国际上对汉学或有关中国的知识创建最早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的东方之旅，他及后继其他东方旅行者的游记成为19世纪初在西方出现的汉学(Sinology)的主要知识来源之一，但中国和中国文化真正进入世界网络，则始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启的地理大发现。②从那以后，在500余年的历史中，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中国的知识和叙事也随之发生变化。 汉学、中国研究与世界中国学的发展回顾 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为欧洲各国广泛探索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提供了可能。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东方，来到中国，伴随中西方文化的相遇，思想与精神的交流也愈加频繁。最初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们为向西方介绍中国，留下了大量的包括游记、风俗志及涉及中国哲学、宗教、语言、医学和文学在内的文字材料，为后来发展一门专门研究中国的学科“汉学”奠定了基础。能够想象的是，这一学科形成的时期，即清代及稍前的明末，也是中国区域内汉族与满族、鞑靼族及藏族等少数民族交往乃至冲突频仍之时，因此严格说来，一开始“Sinology(就)不是狭义的‘汉学’，而是‘汉学’和‘虏学’的结合，它是涉及中国多民族语言和古典文明研究的中国学”。③ 汉学的萌生与沿革。西方汉学的萌生一般以法国人雷慕沙(Abel Rémusa)1814年底就任法兰西学院设立的“汉语、鞑靼—满族语言和文献教席”为标志。1822年，雷慕沙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汉文启蒙》一书，对汉语进行了逻辑综合和构建诠释。其后，儒莲(Stanislas Aigenan Julien，1797-1873)、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nnes，1865-1918)先后就任这一教职并继承了相应的学术传统。再往后，沙畹的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19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和民族学与社会学兼修的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在汉学领域共同发力，其中尤以世界公认的汉学“领头羊”伯希和为代表，他一生的著述目录记载便达140余页。④ 紧随法国，最早将汉学研究提升到专业层次的当数俄国和英国。1803年后，俄罗斯科学院将“东方学”纳入《章程》；1837年，喀山大学设立汉语教研室，并成为俄罗斯汉学的突出代表。此后，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先后成为俄罗斯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中心。⑤1840年，英国伦敦大学也设立了汉学教席，聘请牧师基德(Samuel Kidd)执教。此后，因鸦片战争之故，大批英国人进入中国，传教士和外交官成为英国汉学的两支主要力量，前者如理雅各(James Legge)、后者如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都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并通过文化典籍理解中国文化内涵。和栖息于英国国内的汉学“本土派”相比，“由广州传教士、外交官和东印度公司员工创立的实证汉学派，将学者们对中国的实践知识经验与对中文文本的二手解读成功地结合在一起”。⑥紧随英国，耶鲁大学对汉学进入美国功不可没：1877年，在中国生活工作40余年的卫三畏(Samuel Williams)出任该校首任中文教授，从此汉学开始进入美国高等学府。 尽管作为岛国的日本面积不大、人口也无法与整个欧美相比，但自唐代以来因为地缘相近，日本的汉学一直处在与欧美的东方学并驾齐驱的地位。从平安时代起，日本就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诗词歌赋之人称为“汉学家”(日文为“漢学者”)，及至17世纪江户时代，汉学成为与日本“国学”(和学)相对应的知识体系。明治维新后，日本对汉学的研究开始具有现代“区域研究”的特点，而研究者多数也曾留学西方，对西方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及社会科学十分了解，这也为日本战败后东洋学向“不带日本旧时代背景的学科概念”——“东方学”的演变奠定了基础。⑦ 冷战与中国研究的勃兴。与以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和文化典籍的汉学相比，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的历史要短得多，严格说始于1949年。当代中国研究的出现及勃兴，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其一，19世纪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在西方先后出现的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使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成为可能。其二，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上述社会科学的视角被欧美各国用于现实的考量；加之20世纪后太平洋沿岸各国关系日趋复杂，1925年成立的太平洋关系学会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远东局势的紧张，吸引了广泛关注。除了日本，处于历史旋涡中的中国更是重点被关注对象。其三，在上述背景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冷战”状态，使得中国研究在短暂的麦卡锡主义重压之后，在地域研究的旗帜下获得了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