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出现时，都会有与之相契合的人群顺应趋势，向资源富集或有新发展可能性的地方流动，这种流动正是引起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这样的人群便是“先锋人群”。如工业社会的先锋人群是从乡村流向城市的，由农民群体而形成工人群体，由农场主而形成资本家群体；在后工业社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开始部分取代旧的工人阶级，并因其“具有领导革命的潜力，他们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其实际人数”①，而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中产阶级。美国的社会结构之所以呈橄榄形态分布，就是因为其中产阶级规模较大，美国也因此成为典型的后工业社会国家。 当今社会正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正在形成，甚至已经向我们走来，新能源、互联网、智能系统等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已为这一切的转型打下了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定会出现新的不断流动及迁徙的先锋人群，他们的流动及迁徙将会带来社会知识和工作技能的重组，甚至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什么样的群体是当今的先锋人群?艺术人类学者首先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一般来说，社会学者研究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城市问题，而人类学者通常会把眼光转向乡村、部落或城市中的亚文化，因此通常人类学者更容易关注到社会变迁，而社会学者更容易关注到社会转型。近代以来社会的转型或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基本来自城市而非乡村，城市被认为是爆发社会或文化变革的中心，乡村则通常都是受城市辐射的边缘化地区。不过，据笔者观察，本轮社会转型的爆发点将出现在乡村或城乡交界处，且领导转型的多是从事艺术或与艺术相关的具有创意性工作的群体，而这也正是为何这一现象会被艺术人类学者首先关注的原因。 本文有关“先锋人群”的定义，首先受到生物学的启发。生物学中通常将群落演替中最先出现的植物称为“先锋植物”(pioneer plant)，因其往往是裸地的首批定居者，会通过分泌特殊化合物发展和维持新的生态系统，为后续顶级群落的出现创造合适的条件而得名。②人类社会作为生态圈的一环，也不免遵循着类似的规律：部分群体的流动、创新与尝试会引发额外的社会系统变化，推动文化变革和体制转变。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从采集—狩猎时代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在每一次社会形态的跃迁中，都闪现着“先锋人群”的身影。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也可以说是一部由“先锋人群”的代际接力共同写就的社会转型史。因此，观察和研究“先锋人群”的流向及其所呈现出的工作、生活方式，不仅是理解社会转型的切入口，也是预测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抓手。 笔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考察，从景德镇、宜兴、佛山等手工业城镇的转型，以及各地频现的“艺术乡建”“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等现象中看到，许多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正在离开大城市，进入传统手工艺城市的城乡结合处或周边乡村中创业，有的甚至跑到偏远民族地区的乡村创业，或是进入乡村从事各种艺术活动。他们带动了传统手工业城镇和乡村的手工艺复兴，催生出许多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或艺术家工作室、自媒体直播间，以及众多的手工艺市集，并推动了传统熟人社会以及城乡互动场景的恢复。笔者将这类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称为“后农业文明”景象，而这些跨区域流动的艺术家、设计师、媒体人等新型创意人群，则可称为催发后农业文明产生的“先锋人群”。 回溯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就会看到，对于社会转型中人的能动性的思考始终潜伏在民族志文本的字里行间，形成了一条半明半隐的学术脉络。20世纪20年代，莫斯(Marcel Mauss)已经意识到人类的道德进步可以能动地干预社会转型的方向，他指出，“只要社会、社会中的次群体及至社会中的个体，能够使他们的关系稳定下来，知道给予、接受和回报，社会就能进步”③。20世纪60年代，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东南亚传统社会的田野中发现，特定群体会在与他们所属的更大社会之间关系的激烈改变中成为具有超越地域倾向的“创新群体”，他们的宗教与道德意识形态可能会成为经济变迁的动力。④随后，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仪式过程》一书中提出“阈限人”(liminar)的概念，指出“这些人员会从类别(即正常情况下，在文化空间里为状况和位置进行定位的类别)的网络中躲避或逃逸出去”⑤，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对人类尚未使用的、不断进化的潜能略见一斑”⑥。20世纪80年代，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追溯社会转型的源头时提出“潜在群体”(latent group)的假设，在她看来，“潜在群体是最简单的形式，因此也是最便于用来例证思想风格在维系体系运作中的作用的”⑦，对“潜在群体”的解释就是对“社会如何可能”的回答。这些对社会文化变革推手的文化阐释，恰与“先锋人群”的实践逻辑形成呼应。在当代文明转型的历史语境下，这条隐伏的学术线索越发显露出其阐释效力。 人类学对“先锋人群”的关注，本质上源于其学科内核中对于“文化变迁机制”的永恒追问。传统人类学虽然以观察切片式的小型社会见长，但必然会涉及社会系统如何建构和维系自身的讨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类学研究面向全球化动态发展的广阔田野，更加需要关注文化变迁的动因。“先锋人群”作为文化基因突变的潜在推手，无疑是观察文化转型的“锋面”。在认识论层面，“先锋人群”研究肯定了文化是多元主体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持久的、代际的意义协商的结果，暗合了当代人类学从“文化是什么”到“文化如何生成”的分析重心转向。在方法论层面，“先锋人群”研究可以成为突破西方现代化发展范式及道路垄断的一个契机，在对“先锋人群”的颗粒透视中，有着揭示非西方社会因地制宜谋求发展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