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1]这一重要论断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科学认识，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性认识的深刻把握，对“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依据 所谓阶梯式递进，是指事物的发展并非匀速直线前进的，而是通过矛盾积累、条件准备和临界点突破，实现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系统性跨越。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一个阶梯式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认识与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辩证统一。 1.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认识论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其认识必将经历一个阶梯式递进过程，这符合人类对新事物的认知规律，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的来源、发展过程及其真理性问题的科学理论。它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是认识具有反复性。从认识的客体来看，客观事物是联系的、复杂的、变化的；从认识的主体来看，人们的认识总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多变性和主观条件的有限性，人们形成对一个事物的正确认识往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二是认识具有无限性。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恩格斯指出：“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受到双重困难的困扰，并且按其本性来说，只能通过一个无限的渐近的前进过程而实现。”[2]这说明，人类认识是无限发展的，任何时代的认识都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三是认识具有前进性和上升性。认识运动的反复性和无限性表明，对真理的追求是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每一步都拓展着认识的边界和深度。四是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人类的认识活动并非孤立、抽象的思辨，而是向物质力量转化的能动过程。人类在改变世界和改造社会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类自己，使其从盲目受规律支配的状态，转向认识规律并自觉运用规律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状态。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新型的现代化形态，对其认识经历了一个阶梯式递进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根本前提和基础。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3]这里的政治条件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就是向现代化发展的起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4]为此，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就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由实现工业化扩展为“四个现代化”，明确了现代化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并提出“两步走”设想，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步骤进行了初步考量。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要求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并用“小康之家”来诠释“四个现代化”，突出强调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有中国特色。随后，党的十三大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作了细致的安排谋划，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即将实现之际，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继续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步走”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五大特征”，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从党的十三大的“三步走”战略到党的十五大的“新三步走”战略，再到党的十九大的“两步走”战略，上述认识过程也表明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战略安排、鲜明特征、本质要求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阶梯式递进的过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我们党对它的认识也会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2.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阶段性依据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形态代替一种旧的经济社会形态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形态从确立到成熟同样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形态，从社会形态更替规律来说必然要经历一个阶梯式递进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并且预测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但是，这个取代的过程却是长期而复杂的，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旧生产关系需要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长期并存。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旧的生产关系为维持自身统治和利益会采取各种形式的自我调整，可能会暂时地、局部地适应新的生产力的要求，因而仍然具有存在的空间；而新的生产关系需要创造出比在旧的生产关系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培育和巩固。所以，新的生产关系的成熟稳定要经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二是新的社会形态的最终确立要经历螺旋式上升的多个发展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依据经济成熟程度的差别，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和“一个较高的阶段”，并且预测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发展将经历“长久的阵痛”“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等三个历史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根本动力依次递进，是一个长期的、统一的、完整的过程。三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6]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持活力、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只有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中，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藩篱，才能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发展水平，使人类社会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种现代化形态，当然也随着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阶梯式递进而不断向前推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将经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且“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7]同时，毛泽东还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的长期性，指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8]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并强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10]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是经过长期积累后站上新起点的关键时期，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可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也要经历一个阶梯式递进过程，逐步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