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独立性”问题关乎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塑造，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支撑与前途命运。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精神独立性”，意味着在精神上从“站起来”到“强起来”、从自在走向自觉、从自立走向自强，并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拓展和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立足于唯物史观，进一步开掘“精神独立性”的科学内涵、叙事理路与发展逻辑，对于中华民族在思想与行动双重自觉的高度上持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精神独立性”的基本内涵 “精神独立性”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确切地说，它是现代文明诞生之后所呈现的一个根本性文化特征。对“精神独立性”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指一种不依赖、不附庸的精神自由状态。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①这段关于“精神独立性”的重要论述，至少有三层深刻意涵：一是将立足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确立为塑造“精神独立性”的前提性条件，这意味着我们既要以历史思维把握本民族独有的文化资源，又要以问题意识推动本民族的文化实践创新；二是阐明了“精神独立性”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鲜活呈现，其体现于从中国道理到中国经验再到中国理论的螺旋式贯通；三是摒弃了盲从教条与照搬理论等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论阐释方式，使得塑造“精神独立性”的原则性要求获得了创新性理解。站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与时代节点，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与诸多未知挑战，中华民族亟须将对自身“精神独立性”的认知置于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引之下，进一步阐明“精神独立性”的形成前提、发展动力与交往自觉等关键问题，以此确定“精神独立性”的基本内涵与内在结构。 (一)“精神独立性”的形成前提：精神领域的生产实践 “精神独立性”作为精神的自我规定，其成熟程度总是伴随着历史进步而不断提升。欧洲现代文明的起点——启蒙运动，昭示了人类必将走向精神独立的历史趋势。康德曾明确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②其中的关键正是以勇于运用自身理性为标志的“精神独立性”。黑格尔则认为，“精神的自由不单是一种在他物之外，而且是一种在他物之内争得的对于他物的不依赖性”③，换句话说，具有“精神独立性”的主体，拥有不为他人所转移、所轻易影响的精神定力，并能够自主选择精神进步的发展道路，进而实现主体精神自由状态的持存。马克思虽未直接就“精神独立性”展开论述，但他首先确立了包括精神生产在内的人的思想观念活动的物质基础，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④唯物史观为论证“精神独立性”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它将“精神独立性”的存有问题置于具体的物质生活实践之中，并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将“精神独立性”的发展自觉引向一种“创造历史”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将精神生产纳入总体性的物质实践活动范畴，视其为现实的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活动环节，进而彰显“精神独立性”之“精神”的物质本性与实践特征。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将精神生产抽象为囊括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人类能动活动，把人的心灵、精神与认识活动抬升至超拔的绝对性存在，这种对人的精神生产的片面强调与理解，将一切现实劳动简单归结为精神劳动，使得人的现实生活蒙上神秘主义色彩。其后果是，无论是人的精神交往，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精神，都陷入一种“从精神到精神”的难以自洽的话语矛盾。而在马克思这里，精神生产一开始就处于包括物质生产、人的生产等全面系统的社会生产结构之中。“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确定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即确定这种物品的价值，这主要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就取决于时间。甚至精神生产也是如此。”⑤因此，探讨“精神独立性”是否存有的前提，并不是直接阐释精神的独立性，而是首先要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确立精神生产的实践基础，说明精神生产的主客体、整体形态及具体方式等基本问题，之后才能进入对“精神独立性”的形而上建构。 从精神生产作为“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的层面来看，“精神独立性”体现于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之中。“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⑥在由民族、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造成的差异的基础上，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与追求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特征，使得精神生产拥有了不同的精神来源、精神表现与精神气质。就精神生产而言，“精神独立性”描述的是精神实现自由发展的状态。但更深层次地看，“精神独立性”存在的实质根源在于精神主体对自身独特的、历史的精神文化资源进行转化激活，使这些具体的、特有的、鲜活的精神文化资源成为“精神独立性”的存在本源。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⑦这意味着，各个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并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客观物质条件，它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在千篇一律的文明计划或所谓“普世价值”中丧失自身的“精神独立性”。也正因如此，不同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积累的精神文化资源，成为当下塑造多元差异的民族精神的现实前提与条件，使得“精神独立性”成为一个民族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