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是我们党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②，二者之间的结合，是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后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③。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指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更加明确的思想指导。 一、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 马克思主义是由不同层次的思想观点构成的科学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存在不同方面的丰富内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物质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机器化工业大生产；社会基础是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主要阶级构成的社会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小生产，其社会基础是以自然的血缘关系和直接的统治—服从关系为核心的等级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经济基础不同的情况下，如何科学理解作为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之间的高度契合性？ 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分析，可以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提供参考。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但通过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这个“人体”，马克思主义也洞悉了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猴体”运转的秘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物质生产之于人类社会的基始性、重要性的揭示。马克思主义对劳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的界定和论证，都是围绕物质生产这个主线展开的。这里所展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即“客观地观察社会生活本质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思考维度”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是“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⑥。作为肩负着为无产阶级革命锻造思想武器任务的革命者，马克思在强调物质生产一般规律的同时，也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是“我们研究的本题”⑦。正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特别是物质生产基始性的科学揭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华民族数千年农业耕作、社会运行的经验总结，经受了漫长历史的考验与淬炼，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思想精华。注重物质生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孔子主张“富之”“教之”(《论语·子路》)，孟子认为“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管子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置《河渠书》《平准书》《货殖列传》等篇目，“不但认识到经济左右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且指出工商业人士对于发展经济的重大作用”⑨。北魏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公元6世纪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发展经验。唐朝陆羽所撰《茶经》，被视为中国古代茶叶生产与饮用的百科全书。明代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全面、系统介绍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各项技术，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生产工艺百科全书。这些著作对于“富”“产”“仓廪实”与“教”“心”“礼节”“荣辱”之间关系的诠释，朴素地揭示了物质生产的重要地位及其与上层建筑的合理关系。 对于这些重视物质生产的传统思想，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建党先驱非常熟悉。李大钊在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一文中，系统地梳理了老子、孔子、孟子、管子、墨子、韩非子、荀子等的经济学说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提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11)。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都蕴含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价值(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这样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13)，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孕育的土壤也不同，但这不是二者高度契合的障碍。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与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等精神上层建筑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物质生产与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例进行了说明：艺术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4)。希腊神话对希腊文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低级阶段“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是人们“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形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在现代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生产面前，“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希腊神话已经被消解。但是，作为“人类童年时代”产物的希腊艺术，“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这“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15)。也正是在发展不平衡的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16)。马克思观察到的物质生产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广泛存在于不同社会乃至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同样适用于广义上的文化。孕育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级阶段。就其物质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产物。但正如列宁所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主要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但同样为人类社会高级阶段提供了不少“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