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①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标志着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新高度，标志着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新高度，标志着我们党自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高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探讨“第二个结合”的地位与作用，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其重大理论创造具有现实意义。 一、“第二个结合”的世界观意义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探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问题，首先要看它具备什么样的世界观及其意义。我们需要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非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思想文化根基和精神信仰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决不是指抽象意义上的理论“投合”。这种契合更多是在精神层面显发的，是深植于精神内核中的深度共鸣与内在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流传下来的概念范畴，更是中华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不仅是几千年留下来的“经史子集”，更是流淌其中的精神血脉。 “第二个结合”是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必然结果，是对所谓“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的深刻反思和理性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实践课题，更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难题”。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和文化。而且，“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②。章太炎曾说：“新时代云者，决非无中生有、天外飞来之物，而为世世相承连绵不断。”③关于文化对于民族性格形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西方许多理论有过论述，比较典型的有所谓“文化无意识论”等，认为“不同的文化基于不同的深层无意识机制，可能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结构”④。李泽厚也曾提出“文化积淀论”，以此探索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基础，旨在说明文化心理结构对于民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⑤中国近代以来关于古今中西的体用之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文化的基础作用。方克立总结体用范畴的由来时强调：“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体用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张岱年先生说，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来讨论文化问题，是‘处理文化问题的中国方式’。也就是说，文化体用论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⑥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中国大门，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仁人志士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在思想文化上由比较中西文化之异，到得出古今文化之别，以及所谓“中西源流”“中西优劣”之辩，都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发展的脉络。“而‘全盘西化’论与‘复兴儒学’论则是这一争辩的两个极端。”⑦五四运动时期及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日盛，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加入，使这一讨论更趋复杂。⑧“西化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百事不如人”，需要全盘否定；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则以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来全面对抗所有西方文化。尽管它们之间观点迥异，但在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上是一致的。“全盘西化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歧出”，不能代表西方文化“精神”；文化保守主义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不能让其在中国文化中“蹿升”，更不能让其“鹊巢鸠占”。1938年，林语堂在英文版《孔子的智慧》中提出：“马克思和孔子的学说中不再有共同的交叉点了。如果引进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儒家就会改变它，而且儒家会不断地与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想斗争，就像孟子同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之间的论争并以孟子的胜利告终一样。”⑨可见，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古今中西之争”中的焦点问题。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首先要站在社会形态交替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改变和改造中国社会。⑩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能够取得民族独立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就，不是靠中国的传统思想，不是靠孔夫子。(11)中国共产党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才能团结带领人民砸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马克思主义是“魂”，有了这样的“魂”，中国人才能真正站起来。站起来的中国人双脚踏在中国大地上，吮吸着民族文化土壤中的养分。如此马克思主义之魂才具有了坚实根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更是时代之迫切需要。“第二个结合”解决的正是如何更好地让“传统”走进“现代”的问题，展现的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一过程。 “第二个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整个发展历史的基本问题。习近平强调：“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12)“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3)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针对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谓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在中国没有根的错误观点(14)，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适应中国人民需要、挺立起中国人精神、让精神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根本缘由。毛泽东强调，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70多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用来抵御帝国主义。虽然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库中学来了东西，但它们软弱得很，都败下阵来。“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5)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16)。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正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由被动到主动的具体体现。“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7)我们不仅要建设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新中国，而且一定能建设一个文明先进的新中国。这实际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适应了中华民族应对当时的民族危机的需要。这是民族救亡，也是民族文化自救，是精神主动的展现。要拯救民族危亡，仅依靠传续儒学道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所谓文化断裂，而是保国保种的文化觉醒。一批知识分子勇敢地扛起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文化条件。实践也有力地证明，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续的前提和条件。这是中国人精神独立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不屈不挠、自立自强文明特性的必然逻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8)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具有一致性、相通性。这也是我们坚持“四个自信”的道理所在。对我们来讲，“四个自信”更是关乎事业发展的世界观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无论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主义，还是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之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正源于世界观上的不同。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意味着决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意味着我们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就是“刻舟求剑”，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不断深化“第二个结合”，正是我们守正创新的必然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