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旧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政治性的，不容商榷。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虽然有极个别的旧知识分子对此不解甚至抵触，比如陈寅恪，但绝大多数都逃脱不了在解放后的一两年不断的自我批评，在批评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历史。对于部分旧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从头学起，而对于部分旧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理上而言则是顺流而下，童书业即是这部分旧知识分子最好的代表。①众所周知，民国时期，童书业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重要一员，以考证古史的真伪为主要工作。作为史料派阵营的童书业，从学术研究起步，因陈独秀、郭沫若的影响，就给予唯物史观史学很大的关注。童书业虽然批评唯物史观史学考证上的错误和存在公式主义先行的弊病，但同时也运用唯物史观史学中的经济因素、通贯的理论及辩证法来解释中外历史。②尤其到了1949年上半年，童书业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教“史学方法”课时，大谈“辩证唯物论”，颇受同学们欢迎，他们把童书业看作“新史学家”。但即使如此，童书业还不是“新史学家”，他与民国时期已被认作的“新史学家”，比如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不同，1949年后依旧面临着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进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童书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童教英在《童书业传》第六章“教学科研的又一个高峰”提到1951年8月在思想改造时，童书业曾检讨自己的家庭、错误看法和错误思想，并提出1952年童书业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一文是“受到强大压力，迫不得已而为之”。③王学典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第五章“顾颉刚与童书业”中对于童书业如何与顾颉刚划清界限，童书业批判俞平伯、胡适都有所着墨，分析细致入微，基本上准确还原了童书业当时的情态。④这两文线条性的叙述对于我们了解20世纪50年代初童书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有着很大的帮助，但所论仍有值得进一步推进的地方，比如对于童书业揭露批判过去的反动和错误思想(1949-1952)、发表第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文章的过程等问题缺少论述，本文建立在新发现童书业的档案、发表在《青岛日报》《新山大》《山大生活》等未刊著述及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全面、立体的、客观的论述童书业20世纪50年代初童书业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以此为我们理解旧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提供一个鲜活的个案。 一、揭露批判过去的反动、错误思想(1949-1952) 1945年，抗战胜利后，童书业来到上海，即在好友杨宽主持下的上海市立博物馆工作。1949年8月1日，因另一位好友杨向奎的推荐，童书业被聘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山东大学历史语文研究所历史组研究员。⑤8月13日，童书业到顾颉刚家长谈至晚上11时方离开。⑥10月14日，吕思勉、杨宽到王伯祥家访问时，他们告诉王伯祥，“丕绳已就山东大学之聘，前赴青岛矣”。⑦据童书业的女儿童教英回忆，童书业于1949年9月10日到达青岛，⑧开启了十余年的山东大学的教学与生活的时期。1950年1月16日，中国共产党山东大学总支宣布公开。山大党总支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优良传统，保证共同纲领中的文教政策能够在山大贯彻，使山大从一个旧大学变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大学。⑨梳理新发现的材料，在1949年至1952年3年的时间中，童书业至少有3次系统的学习、坦白、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一次发生在童书业到达山东大学5个月后。1950年2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青岛分会筹备会曾在《青岛日报》创立副刊《新史学》，创办人主要是山东大学历史系同仁。由于这个副刊仅仅创刊了三四期，影响不大，但是发表在上面的文章却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在该副刊《新史学》第2期上有3篇文章，一篇是杨向奎的《考据的包袱》，一篇是童书业的《史学研究的自我批评》，一篇是朱生钤《新生的山大历史系》，杨向奎的文章和童书业的文章都属于自我批评的性质。童书业对于自己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自我批评，他将自己的史学研究过程分成四个阶段，回忆了自己各个阶段对于唯物论的认知状况，并认为就自己的经历来讲，“击破机械唯物论的观点，比击破唯心论的观点难得多。”在四个阶段里，第一个阶段是考据的阶段。童书业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到21岁时在陈独秀与胡适论辩的书信里，认识了机械论的“唯物史观”，曾在日记里写下“只有共产主义是真理”。但给童书业影响最深的是顾颉刚的“古史辨”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疑古”和“唯物史观”(其实只是经济史观)是当时童书业治史的两个观点。1932年至1941年，童书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疑古考据学上，仅所写《春秋史》中有经济的观点。总体而言，在这个阶段，童书业的史观是机械论的“唯物史观”，即经济是历史的重心，经济变了一切都要变。第二个阶段是堕落的阶段。从1941年下半年起，童书业的史观从经济唯物论转变成了地理唯物论，又掺杂了唯心的民族史观。童书业把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改头换面，提出，“东西地理不同，所以历史的发展也不相同，世界上没有一般性的历史规律，历史规律是随地而异的；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应当寻求中国史的规律，而不当根据社会科学的定律来研究中国历史”；第三个阶段是机械主义阶段。因研究心理学，成为“行为主义”的信徒，成为一个彻底的机械唯物论者。同时又受普列哈诺夫哲学的影响，助长了机械论。第四个阶段是转变的阶段。1948年下半年，童书业认识了阶级意识。承认机械唯物论的错误，放弃宿命论，主张人类在认识客观规律后，是可以获得自由的。文章最后，童书业说：“我现在和杨向奎先生一样，很讨厌小考据，更猛烈地反对唯心史观的史学，可是机械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不是已经完全肃清了呢?我坦白地承认：离开肃清的阶段还很远。因此，要真正把握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武器，还需要继续和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⑩由上可见，童书业虽然已认识到自己以前的史观是机械主义的“唯物史观”，但要真正肃清并掌握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