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慨而慷”，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历史巨变。与此同时，学术界也面临着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大转型，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此指导学术研究成为新中国初期学术界的大趋势、大潮流。但在共和国学术高歌猛进的同时，民国史学“旧”的思想方法仍然影响着新中国史学界。吴晗1955年写就的第三版《朱元璋传》便是这一时期史学的鲜明体现。《朱元璋传》作为一部四易其稿的史学名著，学界相关研究已比较丰富，②但历来对第三版《朱元璋传》关注不够，③且把毛泽东主席“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的评价误认为是针对第三版《朱元璋传》而发，④造成对吴晗史学和新中国初期史学认识的错位。因此，本文主要从第三版《朱元璋传》入手，结合吴晗的相关学术社会活动与当时史学思想变迁的背景，分析吴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时段的思想状况和其史学理念，并以吴晗这位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⑤的史学家为典型展现新中国初期学术大转型下的史学面貌。 一、第三版《朱元璋传》的写作背景 《朱元璋传》在新中国成立前有两个版本，一是1944年出版的《明太祖》(又名《由僧钵到皇权》，二书不同名但内容相同)，二是1949年出版的《朱元璋传》。究其源流，最早可追溯到1934年吴晗在清华求学时发表的论文《胡惟庸党案考》。⑥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学界不仅对吴晗写作这两个版本的初衷众说纷纭，对其内容和评价也莫衷一是。⑦为了更好理解吴晗修改第三版《朱元璋传》的动机及其与前两版的区别，有必要对这两版《朱元璋传》进行说明。 吴晗写作《明太祖》最初是出于经济原因。七七事变后，吴晗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此时物价上涨飞速，教授的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⑧又由于从昆明往返叙永上课的路费和给妻子袁震治病花费，吴晗“闹得倾家荡产”，甚至把自己在云南收集的几千册书和拓片都卖给了清华大学。在此经济窘迫之下，恰好林同济提议让吴晗写一本《明太祖》，并付给稿费一万元，相当于吴晗半年多的薪水。吴晗便欣然接受，以稿费来解燃眉之急。后来这个稿子又被胜利出版社收入“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出版，书名为《明太祖》。而林同济的版本则改名为《由僧钵到皇权》，由在创出版社出版。一书两印，内容相同，吴晗因此还受到了诟病。⑨ 《明太祖》自1943年7月开始动笔，到9月就已完成，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吴晗在书中揭露了朱元璋大兴文字狱、设立锦衣卫、滥杀功臣等加强专制集权的措施，批评朱元璋为了“造成至高无上、森严可怖的皇权”，连“国家民族的元气也被斫丧了”。⑩但他在评价洪武朝恐怖政治的另一面时，也称赞“洪武一朝，政虐于上，民安于下”。(11)吴晗在《明太祖》中对朱元璋的整体认识是：“他收复了沦陷于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他建立了汉族自主的大帝国，他是大明帝国的主人，也是几十个属国和藩国的共主，同时也是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皇帝。”(12)他把朱元璋塑造成了一个有缺陷的英雄。《明太祖》出版后广受好评，第一版5000本在1946年已全部卖出，并准备再版，是“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中最畅销的一本。(13)顾颉刚也称赞此书“叙述生动而翔实”。(14) 那么《明太祖》到底是否进行了政治影射，借朱元璋批判蒋介石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从《明太祖》的内容来看并非影射。如上所述，如果要影射蒋介石，不应该说朱元璋是伟大的民族英雄。至于对朱元璋专制残暴一面的书写，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晗在《胡惟庸党案考》中便称朱元璋为“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赋性猜嫌”“吹毛求疵，屡兴文字之狱”。(15)当时对朱元璋持负面看法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钱穆、陈登原、周作人等，包括吴晗在清华的师长雷海宗。(16)这既有史料支撑，又与当时知识分子追求民主反对专制的思想风气有关。因此吴晗揭露朱元璋的恐怖政治并不能说明他是为了影射蒋介石。其次，吴晗自述的写作意愿并没有影射之意。吴晗在写作《明太祖》时，曾给傅斯年致信说：“打算用斯出来辙的《维多利亚女王传》的写法，当作一个‘人’去写。”(17)他在1949年回顾《明太祖》时，说因为当时正在抗战，所以“一面写明太祖是一个阴险刻毒的暴君，一面写他是民族英雄，赶走侵略者，重点放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18)由此可见，吴晗在写《明太祖》时，既以朱元璋反元的故事鼓励国内的抗战信心，又出于对《维多利亚女王传》的模仿和史家的直书精神，详细叙述了朱元璋的残暴猜忌，力求把朱元璋还原为历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最后，出版者对此书的看法也说明《明太祖》并非影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的编者潘公展将《明太祖》列入第一辑“民族伟人”之中，潘公展认为“有大德于天下，永为国人顶礼膜拜者，为民族伟人”，编辑此集的目的是“发扬固有文化”，以完成创造将来的使命。(19)潘公展是国民党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负责人，对《明太祖》的肯定说明了此书并无影射之意。另一位出版者林同济认为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不能不算是第一个民族英雄了”，但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设立“家天下”的制度上，蹂躏天下士人，“民族的元气、正气也就汩没到最低线上”。(20)林同济对朱元璋的认识和吴晗类似，他站在反思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朱元璋的批判更加尖锐，同时也从反面说明这本书不存在影射。除此之外，“文革”中对吴晗展开批判时，批判者认为《明太祖》对朱元璋过分歌颂赞美，并污蔑吴晗通过此书来吹捧蒋介石。(21)此论固然荒谬，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明太祖》并非“指桑骂槐”的影射之作。 为何一些学者会认为《明太祖》是影射之作呢?吴晗后来自述的误导是重要原因。吴晗在第四版《朱元璋传》的序中指出“第一、二个本子内容都有许多错误”，而错误之一便是“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22)除此之外，吴晗在1962年接受《北京日报》的采访时，也指出《明太祖》一书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23)但吴晗此论却与前述20世纪40年代的自述互相矛盾。从时间上看，吴晗写作之时的认识当然最能反映他的初衷，而越往后则不免牵扯其他因素而改变想法；(24)从场合上看，私人信件比公开讲话发表更能代表吴晗真实的想法；再者，《明太祖》一书与国民党要员潘公展和“战国策派”代表林同济的瓜葛也不能不让后来的吴晗有所顾忌。(25)因此，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看法更为可信，(26)《明太祖》并非政治影射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