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如果业已形成自己的体系，确立了与其他学科领域的边界，标志着这门学科开始走向独立；如果进一步形成相对清晰、固定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已在规范、引导着大多数的研究工作，则意味着这门学科的成熟。何谓学术传统?或可笼统地理解为某一学术共同体在长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逐渐积淀凝结而成的一些共识和做法，包括理论、方法和规则等。学术传统是前代学者为后来者树立的路标，铺设的轨道。在很大程度上，学术传统代表了本学科领域的权威范式和主流路向，为研究工作的正当性、正确性和连续性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学术传统也形塑着学科认同，推动着学科内部的交流合作。因此，学术传统构成了延续学科血脉、维系学科生命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同时，学科的进展也是在对学术传统的总结继承和反思更新中实现的。无视传统、割断传统的创新只能是伪创新、泡沫化的创新。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学科诞生已近百年，对其学术传统的总结反思已有不少①，但这一工作仍大有可为。在完成了对学科发展历程的梳理和代表性成果的展示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究竟缔造了什么样的学术传统?这种学术传统对相关研究产生了哪些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今后如何对学术传统进行再造重构?上述问题都值得治史学史者在专注于专题研究的同时进行必要的思考。这也是史学史研究者必不可少的一种学术自觉。本文尝试从一个局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切入对此略作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走向独立专门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 目前一般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回顾、总结和反思，是作为一个整体展开的，并不着意区分古代与近现代。有时尽管做了区分，但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并非基于古代与近现代的实质性差异②。但随着史学史学科的全面纵深发展，古代与近现代的分野越来越显著，不但是时代之别，更是形态之异。 中国近现代史学原本作为史学史整体架构中“最近史学的趋势”部分而存在，1925年至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授课时，谈及“史学史的做法”，尽管当时他将“史学史”置于“学术思想史”的门类之下，但“最近史学的趋势”已经是整个史学史研究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其中梁启超次第陈举近年以来“注重别择史料”、“补残钩沉”、“研究上古史，打笔墨官司”等“时髦的史学”现象，品评得失，发出“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的祈愿③。在此风气之引领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则日益壮大而趋于独立，形成自己的路数和特点。 1949年以前，顾颉刚等人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最早的专门著作，另有一些史学史论著和周予同、齐思和等人的专题论文有所涉及④。《当代中国史学》包括三部分，上编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到经今文学运动兴起为止。中编主要记述20世纪前30年甲骨文、内阁大库档案等新史料的发现。下编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主要论列各专门史的研究进展、通史及断代史的撰述、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蒙古史元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以及古史辨运动和上古史研究。该书是对鸦片战争至抗战胜利时的中国史学的一次总结算，包罗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具有浓厚的目录学、文献学色彩。在具有代表性的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专设“最近史学之趋势”一章，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予以论列。《中国史学史》将“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与“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视为近代中国史学并驾齐驱的两大趋势。其中梁启超是新史学的开山，在两大趋势中都是重心所在⑤。此外，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的专题论述层出叠见，魏应麒在《中国史学史》中亦有“民国以来之史学”一章，论及“疑古与释古”、“新史料之发现及其研究”、“专门史之注重与历史研究工具之发达”、“新史学之输入及其影响”等内容，而尤重梁启超的“启蒙之功”⑥。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观照“历史观点之改变”、“史料范围之扩充”、“研究工具之充实”三个方面综括“史学之新趋势”⑦，显然也已意识到近代以来新思想、新方法的变动在近现代史学领域中的余波，从而把近现代史学史作为单独讨论的门类。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从经学与史学的关系角度论述晚清民国史学的发展，将新史学的发生和发展视为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的过程，并将近代史学区分为“史观派”与“史料派”两大系统，断言七七事变后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探讨“百年来中国史家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最近改造旧史学的成绩如何”、“将来应采取什么途径”，重在阐明晚清民国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其中指出像司马迁、司马光那样一人包办全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史学进入专题研究、集体工作的阶段。 五四以降，随着中国现代史学的全面展开，对当下史学发展进行跟踪观察、总结反思的文字层出不穷。这些立场各异、见解纷纭的史学评论文章，今天看来均可归之于近现代史学史，尽管当时多数作者并未有这么明晰的学术意识⑧。此外，数量更为庞大的是关于某一史家史书的评论，多至不可胜计⑨。这些也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基本材料。1949年后至“文革”时期，史学史研究虽一度受到关注，但古代史学史研究更为活跃，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则进展迟缓，学术含量和学术色彩较为稀薄。在极左学风的席卷之下，对近代以来涌现出的形形色色的史学思潮和史学倾向的严厉批判一度取代了理性客观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