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中，传是重要的一部分，一般有专传、合传和类传。作为类传的一种，“佞幸传”由《史记》首创。二十四史中，有十一部为佞幸设传，可见这一类人物在中国古代史书编纂中所占分量之重。作为开先河的《史记·佞幸列传》，自然值得关注。 综观古今学人对司马迁为佞幸立传旨意的评论，主要有两大看法：一是司马迁编纂《佞幸列传》毫无深旨，乃其不经意之作，①甚至否定其为史迁之作。②说《佞幸列传》毫无深旨，显然不符合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追求，而否定司马迁关于佞幸的编纂，亦无说服力。③二是肯定《佞幸列传》有深旨，但长期以来主要围绕司马迁对佞幸的道德批判④和政治鉴戒⑤作讨论。近年来，学界从社会史或日常生活史切入，重新审视《史记·佞幸列传》的编纂。⑥这些新视角跳出了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批判和政治劝诫评论模式，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司马迁为佞幸立传的旨趣提供了启示和借鉴。本文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立足于类传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探讨司马迁为佞幸立传的史学旨趣，并说明促成这一史学旨趣的思想因素。 司马迁作《佞幸列传》，不只是道德上的批判和政治上的鉴戒，更关注佞幸宠臣与帝王亲近关系及其变化。侯旭东对这种君臣关系已有关注，并将其纳入“信—任型君臣关系”来讨论，视角新颖，很有意义。在此启示下，我们还需思考一些问题：《佞幸列传》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特殊的“信—任型君臣关系”，司马迁为何对其高度关注并作了专门记述?这样的叙事蕴含何种思想倾向，司马迁为佞幸立传的史学旨趣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司马迁对“婉佞贵幸”式的特殊“信—任型君臣关系”的关注与记述，旨在揭示这种君臣关系变化的关键在于其与帝王的合与不合，合则遇，不合则不遇。这就是他所言的“爱憎之时”。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善仕不如遇合”的人生命题。从佞幸这一独特视角来审视这样的人生命题，正是司马迁作《佞幸列传》的史学旨趣。之所以有这样的史学旨趣，与汉初以来“士不遇”思想息息相关，当然也离不开司马迁的人生经历与思想追求。 一 《史记·佞幸列传》的立传标准与记述重点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⑦这表达了他在《佞幸列传》中所要撰写的主要内容及立传标准。概括来讲，这一陈述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一，“获亲近”，即司马迁所言的“贵幸”，是佞幸的核心标识，意在建立一种与帝王的特殊君臣关系，从而彰显他们的政治地位；二，“说主耳目，和主颜色”，即司马迁所言的“婉佞”，是佞幸获得这种特殊君臣关系及政治地位的内在规定性；三，实现婉佞贵幸，不只是宦者，还有士人、外戚，⑧他们不但以色爱，还可通过机缘、友情等途径实现贵幸，甚至在一个佞幸身上是多种途径共同作用使其获得更大宠幸。由此可见，司马迁作《佞幸列传》的人物选择标准，关键不在于他们的身份，“婉佞贵幸”这一方式及其呈现出来的特殊君臣关系才是其立传的核心标准。 立足于这样一个立传标准，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中记载了高祖、惠帝时的籍孺、闳孺，文帝时的邓通、赵同⑨、北宫伯子，景帝时的周仁⑩，武帝时的韩嫣、李延年，重点记述了邓通、韩嫣与李延年三位佞幸。 籍孺、闳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11)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12)邓通起初只是一个划船的黄头郎，因合汉文帝梦中所见者而获宠幸，文帝赏赐丰厚，允许邓通自己铸钱而成“邓氏钱”，还常到他家游戏。司马迁特别说明：“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13)其实，在正式叙述邓通之前，司马迁就专写了一句“邓通无伎能”，(14)实为一种强调性叙事。韩嫣，武帝为胶东王时，二人一起学习，关系甚好；武帝为太子时，二人友谊更深。他的“善骑射”，使其更获宠幸。司马迁对此特意作了说明：“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15)他所获赏赐可比拟邓通。同样，韩嫣“常与上卧起”。(16)李延年，以善歌、音乐创作之才而偶合武帝“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即司马迁所说的“善承意，弦次初诗”，再加上他妹妹有子男，故“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17) 从上述叙事来看，除了“色爱”外，佞幸还以“星气幸”、友情或某种机缘等途径获得贵幸。佞幸所获的贵幸，也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与上卧起”的特定表述，意在突显佞幸与帝王的亲密无间，展现出一种私密性君臣关系。同“与上卧起”相比，“参(骖)乘”更具有亲密无间君臣关系的宣示性，“此亦是外人(主要是从官们)觇测某人与皇帝关系亲疏的风向标，进而成为当时臣下了解某人与皇帝关系的指南之一，尤其当骖乘者并非制度规定的人员时”。(18)除这两种主要形式外，赏赐甚厚、如家游戏等也是这种亲近关系的重要体现。 司马迁在《佞幸列传》中记述籍孺、闳孺时又言“公卿皆因关说”，(19)说明佞幸起着连接大臣与帝王往来的言语通道的政治作用，显示出他们天然的政治优势。至于“关说”的具体表现，《佞幸列传》中并没有记录，反而《史记》其他列传中有几处相关记载。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附《朱建传》载曰： 辟阳侯幸吕太后，人或毁辟阳侯于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吕太后惭，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辟阳侯急，因使人欲见平原君。平原君辞曰：“狱急，不敢见君。”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说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今辟阳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旦日太后含怒，亦诛君。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于帝?帝听君出辟阳侯，太后大欢。两主共幸君，君贵富益倍矣。”于是闳籍孺大恐，从其计，言帝，果出辟阳侯。(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