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萦绕甚至困扰华侨史研究的一个关键是“华侨”的定义问题。作为中国华侨史、南洋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李长傅在1927年出版的专著《华侨》导论中对“华侨”的释义为：“华者，中华之简称；侨者，旅居之意；凡我国人旅寓于国外者，皆可称之曰华侨。”①他主要从姓氏、语言和风俗等文化层面判断孰为华侨，而不关心国籍问题，长期以来影响了中国人对华侨群体的认知。与之不同的是，法学专业出生且属缅甸侨生的丘汉平认为，“华侨”是一个身份问题，需要依据法律才能解决。他将“华侨”定义为“凡是中国人移殖或侨居于外国领域而并未丧失中国籍的”。②从政策层面着眼，国民政府曾规定“凡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不论有无取得外国国籍，不论是否放弃中国国籍，不论是否认同中国为祖国，均视为华侨，亦即连同华人及华裔在内”。③这就意味着，当时侨务工作的对象不仅限于华侨，还包括侨眷和归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传统华侨聚居地东南亚民族国家独立，以及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华侨”在法律上指代移居海外但保留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及其产生的全球影响，“华侨”在国内政策表达与国际公共舆论中，呈现较为不同的含义。作为祖(籍)国的中国往往并列使用“华侨”与“华人”，以容纳华人移民的所有情形：既包括国内归侨与海外华人，也用其描述华人移民的历史情形和当下变动的现实。④这既是政策表述中的一种便利，也体现侨务在20世纪中国的连续性。一些海外学者则对中国政府混用或连用“华侨”“华人”，以“海外侨胞”替换“海外华人”颇有微词，认为这模糊了华侨与华人的界限，可能引发当地政府对华人身份与认同的质疑，容易造成东南亚族群关系的紧张。⑤ 学界对华侨、华人相关概念的辨析，主要集中于梳理相关法律规定，指出华侨、华人与华裔概念的不同。⑥这样的辨析固然重要，但因缺乏历史维度的梳理，会使我们对相关概念的词义变化不甚了了，无法理解西方学者围绕何为华人的概念讨论。事实上，这些争论与批判充分体现了国际学界对华人移民历史与现实的热切关注。智识层面的学术思潮及范式演变，现实层面的经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变动，共同影响着国际学界对华人身份的认知变化。因此，辨析国际学界围绕华人相关概念的定义与争论，厘清海外学者在后殖民主义影响之下，解构整体性华人概念的尝试，有助于中国学术界正本清源，更好地应对侨务新形势，并思考华侨史研究的新方向。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厘清20世纪初华侨概念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内涵；然后梳理20世纪下半叶后殖民主义思潮之下，西方学界为推动华人身份定义去本质化而提出的对华人性的批判，以及离散华人、华语语系等新概念；最后提出后殖民主义解构华人概念存在的问题，思考如何从解构转向建构、走向新华侨史研究的可能性。⑦ 一 跨国民族主义：“华侨”的出现及内涵 华人出洋并非近代才出现的新现象。宋元以降的典籍中常以唐人、闽人和粤人等指称华人移民，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交涉的增加，出现以“侨”指代中国人流寓海外的现象。据庄国土考证，“华侨”一词最早可追溯到1883年郑观应呈交给李鸿章的奏折(“凡南洋各埠华侨最多之处，须逐渐布置，亦派船来往”)。⑧王赓武创造性地将“华侨”与中国历史上的“侨”的内涵相联系。他指出，中国古籍中以侨居、侨寓指代北方士人南下或闽粤人移居台湾，潜藏之意是没人会自愿离开家乡，所有的迁徙都是被迫和暂时的。此外，它还表示一种许可的意味，即承认移民有在异地定居的可能。19世纪下半叶，条约文本中的“侨”从指代外交人员拓展到海外华人时，也意味着华人开始得到官方准许并得到政府保护。⑨但直到20世纪初，相对于华人、华民和华工，“华侨”的使用并不普遍。此后“华侨”一词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特别是其政治性内涵的出现与1903年邹容《革命军》的出版及“革命歌”的流行有关。在孙中山的推动之下，《革命军》在北美和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得到传播。1911年后“华侨”也日渐成为海外华人无所不包的称呼，甚至成为“爱国华人”的代名词。⑩因此，“华侨”一词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府对侨居现象的认可，承认侨居者的历史、现实及贡献。“侨”借鉴了4-6世纪北方世家大族短暂向南迁移的历史，因此是地位的象征，是优雅的名词。(11)通过赋予侨居以雅致、体面的名称，“华侨”被注入确定的方向和新的意图——向侨民灌输民族意识，呼吁侨民爱国主义，成为20世纪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12) 15世纪以来移民海外的华人可以粗略地分为华商、华工、华侨及华裔四个前后相继又互有重叠的类型或阶段。(13)作为过渡阶段的产物，华工型主要存在于1850-1920年代。19世纪上半叶废奴运动之后全球资本主义对劳工的需求，促使1850年代以后华工大量出洋。契约华工或苦力在北美和澳洲淘金、修铁路，在拉美和南洋的种植园和矿场工作，恶劣的环境与准奴隶制的工作方式，使其一度被称为“猪仔”。(14)华侨型牵涉移民属性和意识形态问题，强调华人移民在政治上效忠中国。晚清政府、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保皇派以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都积极争取华侨的支持。保皇派综合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并调和儒家思想，革命派谴责殖民者对华侨的压迫并渲染华侨“殖民先锋”的光辉历史，二者以不同手段动员华侨服务于中国的民族主义事业。(15)在梁启超等人的发掘之下，华侨不仅是需要清政府保护与支持的海外国民，更包含向海外发展的雄心与潜力。(16)由此，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事业不再局限于领土之内，而与种族和文化密切联系并构成跨国动员力量。(17)在宣传和政治运动之外，教育也是保持侨民地位和心态、凝聚侨民力量的重要方式。晚清和民国政府派官员调查南洋教育状况，鼓励国内毕业生南下充当华校教师，争取侨生回国升学并在国内设立侨生专门学校——暨南学堂。(18)通过教育的纽带将华侨后代与祖国相联系，侨民教育也成为培养民族意识的重要渠道。(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