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与刻书业关系密切，尤其是通俗小说，篇幅大，抄写诵读不易，其广泛传播得益于刊印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刻书业在明代万历以后发展鼎盛，是晚明至清代前中期通俗小说繁荣的重要条件。晚明刻书以建阳、南京、苏州、杭州、徽州等地为盛，入清以后，南京、苏州、杭州刻书持续发展，乾隆以后北京、广州亦逐渐发展成为刻书中心。小说是明清刻书的重要类型，刻书中心的变迁对小说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明清小说作为一种文备众体、高度成熟的文学文体，综合了各体艺术的成就，与城市文明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因而小说有着不同于其他类型图书的刻书条件要求。小说刊刻对地区商业交通、文教发展与文艺水平等条件有着更为明显的要求，所以小说刊刻中心跟全国刻书中心并不完全吻合，小说刊刻中心与全国刻书中心的变化轨迹并不完全同频。因为地域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刊刻的小说在题材内容和版本形式等方面颇有差异。 刻书主要指雕版印刷，由于晚清刊印技术和传播媒介发生很大变化，小说出版和传播方式跟此前相比有很大不同，故而本文讨论暂且限于晚明至清代前中期的通俗小说刊刻情况，着重从地域商业交通、文教发展等方面探析小说刊刻中心变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生态。 一、易代书业：刻书中心与小说刊刻分布 从商业刻书的角度来看，刊刻者(书坊)数量及其刻本规模，是衡量刻书中心最重要的依据。明清刊刻图书浩如烟海，对明清书坊及其刻本数量很难完全考察，关于书坊的地域分布、书坊的活动时间、图书的刊刻时间等等难以全面而准确描述。我们根据古人记载，结合当前研究的统计数据，可以大致梳理明代至清代前中期刻书中心的分布及其变化情况。明清全国刻书中心大部分也是小说刊刻中心，但也有些特殊情况，刻书中心未必都刊刻小说，小说刊刻的发展趋势也未必跟刻书中心的整体发展同频。以下先谈刻书中心的发展情况，以此为基础进而描述小说刊刻中心的分布与发展变化。 (一)明清易代与刻书中心的地域变迁 明代刻书以长江以南地区为盛，嘉靖之前建阳独盛，万历以后，江南刻书逐渐兴盛而与建阳相竞。 万历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曰：“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①谢肇淛《五杂组》曰：“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②胡应麟、谢肇淛的评价大致描述了晚明刻书业的主要分布情况，主要的刻书中心包括建阳、苏州、南京、杭州等，以刻书规模而论，尤以建阳为最，苏州、南京、杭州等地刻书规模虽不及建阳，但亦较为发达。 现代印刷史研究对明代刻书的统计情况可印证胡应麟、谢肇淛的观点。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列举明代建阳、南京、苏州、杭州、北京、徽州书坊可考者数量分别为84家、94家、37家、25家、13家、10家。③不过这些数字并不完全准确，比如方彦寿《建阳刻书史》统计明代建阳书坊200多家④。其他相关研究如杜信孚《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江澄波等著《江苏刻书》、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杭州印刷出版史》、陈旭东《海内外现存建阳刻本书目数据分析》等，统计各有侧重，或为刻本，或为书坊，或二者兼备，在统计方式上也存在一些差异，其中或存在缺漏或重复著录的情况。总体而言，通过各地刻书情况的比较，大体可见建阳和江南地区在明代尤其是晚明的刻书中心地位。 入清以后，刻书分布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历经宋元明三代之盛的建阳刻书，本就因元明时期地区经济文化衰退而在明末逐渐式微，更由于清初三四十年的战乱而受到致命打击。顺治四年(1647)王祁、顺治九年(1652)陈德容、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等数次兵乱，以及南明、明郑集团的长期对抗，福建与外省的交通长期阻隔，建阳民生凋敝，书业凋零。《(道光)建阳县志》引康熙十八年(1679)驻防建阳守备田朝弼记曰：“时城市中虚若谷焉，葺若薮焉。比屋洞开，阒无人也。道路崎岖，败瓦积也。深夜无闻，鸡犬尽也。呜呼噫嘻，夫何使之至于此极欤？盖烟销于甲寅之烽火者不知凡几，而惊心于风鹤之余者，复为鸟兽散而无所顾。”⑤清代康熙年间潘耒《溪行杂咏十首》云：“闽峤兵戈实饱经，昔年文献久凋零。麻沙旧刻无完板，徽国元孙仅一丁。访古残碑时洗剔，怀贤短棹漫淹停。二毛漂泊风霜里，谁识荒江有客星。”⑥可见建阳刻书在入清以后的式微。据陈旭东《海内外现存建阳刻本书目数据分析》统计，明代建阳刻本数量为1963种，清代则为99种，⑦从中可见建阳刻书的变化与衰微。 江南地区的刻书业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战乱的影响，但由于商业与交通条件优越，刻书业很快就恢复了。康熙年间戴名世曰：“天下各种书板皆刊刻于江宁、苏州，次则杭州。四方书贾皆集于江宁，往时书坊甚多，书贾亦多有饶裕者。”⑧叶德辉《书林清话》“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一节转引王士禛《居易录》卷十四所云：“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燹，城郭邱墟，都无刊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数年以来，石门吕氏，昆山徐氏，雕行古书，颇仿宋椠，坊刻皆所不逮。古今之变，如此其亟也。”叶德辉又称：“文简时，金陵、苏、杭刻书之风，已远过闽、蜀。乾嘉时，如卢、鲍、孙、黄、张、秦、顾、阮诸家校刻之书，多出金陵刘文奎、文楷兄弟。”⑨可见康熙时期建阳刻书已不及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而乾嘉时期卢(文弨)、鲍(廷博)、孙(星衍)等名家校刻之书多出自南京书坊主之手，说明清代中期的南京刻书在全国刻书市场中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