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精神和文学创作是学术界长盛不衰的论题，关于他的形象如何典型化则涉及不多。历史人物的意义发现与形象塑造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需要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有学者已对明清时期文天祥的形象塑造加以探讨①，然对文天祥形象在宋末元初的最初生成与建构，尚未有深入把握的成果。文学作品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最佳载体，在官方的议谥、祠祭等尚未出现前，文天祥形象的建构离不开当时的文学书写。除他自身的创作外，士人们围绕他的众多寄赠、祭悼、传赞之作也具有重要的文学、文化学意义。因此，本文尝试综观此一二十年间的相关作品，探寻其生成逻辑与内在关系，并串联士人生祭、探监、哭悼文天祥等事件，探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勾勒宋元易代之际文天祥形象在文学领域的生成、建构路径和特征，从中不仅可见到历史伟人的真实个体与文学形象从相生、互动到相融的过程，还可更深切地了解当时丰富的士人心态与文学风貌。 一、奠定基础：文天祥后期的自传意识和自我书写 以国破为界，文天祥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不同时期的理念、风格、文学价值等差别较大。对于文天祥后期的作品，学者们除高度赞扬其爱国情怀外，也注意到其自传性质，如刘华民指出文天祥后期的诗歌也可以说是一部诗体自传②，王莹将《指南录后序》《正气歌》等文视为“自传文本”进行深入解析③。这一视角为全面、深入理解文天祥后期的创作心理及系列作品带来新的启发。还需进一步探讨的是，文天祥的自传意识如何逐渐明确并主导其创作，这种自传式书写在其形象典型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据《宋史》本传，文天祥“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义、胡铨像……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1]12533。对不朽的追求在文天祥青少年时即已产生，也是他此后救国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宋亡之际，文天祥两次勤王活动先后失败，建功立业已不可期，他在一定程度上转而追求个人形象的不朽。关于这一点，从他自国亡被俘后、北上至关押于元朝燕京(今北京)监狱的心路历程中探寻可见。 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崖山之战后，南宋彻底覆亡，文天祥被囚于海舟，元将张宏范对他说：“国已亡矣，杀身以忠，谁复书之？”[2]350文天祥回复：“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2]350-351这段对话被他记进《有感》的诗序中。从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张宏范还是文天祥本人，都认为他的历史形象足以不朽，区别仅在于是否有人为他来书写。在该组诗中，文天祥一方面写下“花随春共去”[2]350之句，感慨南宋大势已去，同时又写道：“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岂因徼后福，其肯蹈危机？”[2]351可见，文天祥立志成为“烈士”。尽管文天祥对于身后事表现得很坦然，但“书与不书”的区别已经在他心中产生影响。 该年六月，文天祥北解途中，滞留建康(今江苏南京)时，一直陪伴他的友人邓光荐因病不能继续北上，分别之际，文天祥郑重托付对方为自己作传：“死矣烦公传，北方人是非。”[2]357首次公开表达出对个人身后墓志铭的重视。墓志铭记录传主一生的行迹，彰显其一生的功德，并借助石碑等载体流传后世。邓光荐，字中甫，又字中斋，他与文天祥“年相若，又同里闬，以斯文相好”[2]358，是文天祥的同乡兼好友，并曾加入文天祥的勤王队伍。文天祥选择邓光荐作为身后事的书写者，并非要借助对方的文化影响，而是认为他是了解自己、值得信赖之人。 十月，文天祥被押至元大都(今北京)的会同馆，他作《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组诗，其中慨叹：“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2]387仔细体会诗中之意，可看出他身陷囹圄，却无惧死之意，只是遗憾将来无人为自己作传，担忧个人的经历会沦为世人口中的野史逸闻。诗中表达出的遗憾和忧虑与数月前并无二致。 至元十八年(1281年)六月，文天祥被押于土牢，在给其弟文璧的信中，他又提到让邓光荐为自己作墓志铭之事：“自广达建康日，与中甫邓先生居，具知吾心事，吾铭当以属之。若时未可出，则姑藏之将来。”[2]465他还细致地指出了时局是否允许的问题，此时上距文天祥与邓光荐分别已两年。 可见，自南宋亡国后的两三年里，如何将个人事迹更好地流传下去一直是萦绕文天祥的心事。他一方面将作传的任务托付给邓光荐，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以诗文来记录人生，并将作品汇编成集。自宋德祐元年(1275年)奉诏起兵勤王到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就义的七八年间，在紧张的逃亡、战斗、被俘生涯中，“间以诗记所遭”[2]313。文天祥创作颇丰，除《指南录》《集杜诗》外，还有年谱《纪年录》。同时，他身居牢狱时流播于外的诗歌被时人编为《吟啸集》。 明末清初黄宗羲认为这些作品反映了南宋小朝廷的流亡史，《万履安先生诗序》云：“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3]但细读文天祥的后期诗文，不难看出，宋元之际山河破碎、重组的过程仅是作品的背景和底色，个体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和忠诚之心才是作品的重心。文天祥以《指南录》记出使元营、遭遇扣留、逃脱南下等经过，《指南后录》记兵败被执、北押大都、囚系燕狱的经历，《集杜诗》二百首记狱中所忆之易代之际的人与事，《纪年录》自谱生平，更不必说。这些作品的创作动因就如他在为《集杜诗》所作的序言中所言：“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2]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