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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宜有文体归属，而一篇文章内部的一个文本板块，却往往具有超文体性，可以在各种文体之间实现“破壁”。细绎孟宾于《碧云集序》、黄伯思《跋何水曹集后》等数十种唐宋别集、诗卷之序跋，可发现在序跋中“排比摘句”是一个极具规律性的书写传统：或每一摘句后皆加评点，或排比摘句后进行总括性评点，或先对作者的诗风作整体的论定然后摘句以证明。在“排比摘句”这一“元思维”的作用下，摘句之法会在其他文类如诗话、笔记、图赞、尺牍、碑传中局部展开，从而生成一则则无其名而有其实的“句图”。唐宋别集、诗卷之序跋的排比摘句，具有如下文本功能：彰显序跋作者的“知音”“真赏”地位，是另一种形式上的“选学”实践，助推序跋的“诗文评化”，呈现出形式层面的美感。通过对唐宋别集、诗卷之序跋排比摘句的文体形态、板块迁移、文本功能之考察，可进窥唐宋士人的文章结撰风习与文本书写传统，从而对章学诚辨章考镜意义上的“校雠”之学进行方法论层面的落实。
图1 孟宾于《碧云集序》，李中《碧云集》卷首 四库馆臣曾敏锐地注意到《碧云集序》这种不止一句而是“排比摘句”①的文本特点，于是在对元人宋无《翠寒集》进行提要时指出：“子振序仿李中《碧云集》序例，摘录其佳句甚悉。”[4]卷一六七，1442孟宾于(904-991)生于唐末，其序文作于“癸酉年八月五日”，也就是宋开宝六年(973)[5]。夷考集序文体之流变，孟宾于的这种排比摘句的撰序体式，并非独造，而是于唐承继有自，于宋也流波可寻。下文即查考诗史文献以释证之。 一、唐宋别集、诗卷之序跋排比摘句的文体形态 集序作为文之一体，在先唐至唐中期皆有着一定的体式传统，或以序存传(如杨炯《王勃集序》)，或比喻拟象(如杜牧《李贺集序》)，或载系世次(如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6])，或序“文变”(如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甚或效法毛诗序、《太史公自序》那样“每篇各为之序”(如皮日休《皮子文薮序》、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自中唐以后，集序文体丕变，开始淡化“文变”类议论，转而更加关注对别集内部诗文进行实证主义的批评，其表现之一便是摘句论诗。考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末曰：“昼公后，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园新寺》诗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谪汀州》云：‘青蝇为吊客，黄耳寄家书。’可谓入作者阃域，岂独雄于诗僧间邪？”[7]排比摘句之体式，很显然是有意识的做法。唐末五代诗僧昙域为贯休之集撰《禅月集序》，亦谓：“复为先师曰：‘分袂无血泪，望处空阑干。’……进上先皇帝诗。其略曰：‘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8]也是通过摘选佳句的方式来驱动文章的行布。当然，唐人的集序摘句也未必皆摘诗句，对于重视赋作的唐人而言，赋中秀句也被认为最能反映某一作者文集的水平。权德舆《唐故漳州刺史张君集序》曰：“故其赋有云：‘鹖必斗而知毙，龙就屠而不驯。’又云：‘贱而荣兮跌而丧，痛一世之纷纶。’皆所以感慨顿挫，放言而兆忧贾祸，恒必由之。”[9]考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张登长于小赋，气宏而密，间不容发，有织成隐起往往蹙金之状。”[10]则知权德舆摘句，盖就其最具有代表性之赋体而摘之。 以上所举摘句，能够让读者在展读文集之初就尝鼎一脔，确实具有实证例举效应。至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孙光宪《白莲集序》称“其佳句全篇或偶对，开卷辄得，无烦指摘”[2]卷九○○，9391。既然专门言及“无烦指摘”，反而可逆向推证在晚唐五代，集序文体很有可能已经形成了对佳句的“指摘”风气。 及于两宋，别集、诗卷之序引中，排比摘句更是成为一种习见的书写格套。如陆游《颐庵居士集序》称赞刘应时之诗多佳句，文曰： 近乃见其诗百篇，卓然自得者，何其多也。如“颇识造物意，长容吾辈闲”“日晏犹便睡，犬鸣知有人”“世事不复问，旧书时一看”“一夜催花雨，数家邻水村”“青山空解供望眼，浊酒不能浇别愁”“觅句忍饥贫亦乐，钞书得味老何伤”，虽前辈以诗得名者，何以加焉？[11]卷四九三四，第222册，356 又杨万里《黄御史集序》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