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元十一年(386)慧远建东林寺弘扬寺学，至元嘉二十五年(448)雷次宗卒于钟山招隐馆，晋宋之际的私学教育经历了60余年的蓬勃发展，深刻影响了同期思想、学术、文学的历史进程。与汉魏以名儒、名宦为核心的私学模式不同①，这一时期的私学以名隐所办乡校、学馆、寺学以及名族家学为主体，较少前者社交化、功利化的通弊。不过，它也没有完全受制于江南山岳的办学环境和隐逸空间，而与孝秀荐举、策试的选材制度相结合，以儒、玄、文、史等多元科目培养地方人才，推动了元嘉四馆学的设立；再者，办学者中不少以方外之士的身份，与州郡主官、出镇藩王、朝中显宦乃至君主密切往来，接受官方资助以改善办学条件，又呈现隐而不遁的“通隐”化特征。上述办学活动促进了永初、元嘉以来士林知识部类、教学科目的整合，加速了玄学由东晋主流意识形态降格为诸子学术和教学科目的历史性蜕变。与此同时，私学“通隐”化使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的隐逸亚文化②，逐步融入士林主流文化，大开南朝“学多才博，寓目辄书”的山水兴咏新风③。若重新审视“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之说④，就可以进一步推定：“庄老告退”是晋末宋初皇权政治崛起与私学科目多样化的必然产物，“山水方滋”则是私学文士群体“通隐”化的副产品。因此，私学“通隐”化是推动晋宋学术、文运双重转型的关键动因，个中关联值得深入探讨。 一、“儒隐”学馆与宋初文教秩序重建 太元年间是东晋由盛转衰的分水岭⑤，以致宋初改革一度以“变太元、隆安之俗”为旗号⑥。为了扭转中央官学凋敝的境况，太元十年(385)正月设立国子学，却因太学生纵火焚烧学舍而颓坏无功。直到元嘉十九年(442)重建国子学，才全面复兴中央官学。若换一种角度来看，从太元至元嘉，又是私学发展的兴盛期。此间兴办私学的名儒、名隐、名僧、名族辈出，慧远、范泰、沈道虔、颜延之、谢灵运、雷次宗等人相继在山间精舍、学馆、寺学或乡闾书塾进行私学传授。他们或招聚僧儒讲习，辩难内典、外学异同；或编撰蒙书、家训，训导族众；或拓展世传专门之学，培养专科人才。他们往往不拘于隐士身份，与世族、官场展开广泛交游，故被时人称为“通隐”。该词较早见于刘宋王韶之《晋安帝纪》：“(戴逵)尤乐游燕，多与高门风流者游。谈者许其通隐。”⑦这种务实的隐逸做派模糊了庙堂与山林之间的仕隐界限，具有世俗、出世的两重性，正与私学兴办者追求高逸之名和教学公益性相吻合。只是区别于普通隐士或乡野塾师，以“通隐”闻名的私学者既是朝廷招隐征辟的对象，也是劝学兴教的标杆，对晋宋之际的文教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归纳起来，晋宋之际私学“通隐”化大致分为名儒在学馆立教的“儒隐”化、名僧居士在精舍讲学的“佛隐”化以及隐退世族在家塾授徒的“市隐”化三种。以下先来考察“儒隐”学馆立教的情况。 为了弥补官学疲弱导致的教育缺口，东晋官方长期支持寺学、家学、学馆、乡校等诸多私学类型的发展，通过规划场地、帮建学舍、提供资助，使之成为官学体系的有益补充⑧。太元以来，私学创办者一般栖隐乡闾、山林，远离战乱纷扰，办学环境相对稳定。为了保障生源，私学创办者多勤于著书立说，参与学术辩论，邀请名师讲学，或与毗邻地域的办学者结交、标榜以扩大知名度。承袭东晋私学官助的制度形式，刘义符、刘裕、刘义隆相继征辟周续之、雷次宗等名儒入建康设馆讲学，使“儒隐”私学升格为半官方的公共教育。周续之12岁进入豫章太守范宁兴办的郡学，数年间通《五经》《纬候》，号曰“颜子”；又入东林寺师从慧远，在庐山隐居。周续之崇尚“嵇康《高士传》得出处之美”⑨，与江州刺史刘柳游从密切。义熙十一年(415)，刘裕勋臣孟绰及其子孟怀玉先后去世，嗣孙孟慧熙特向周续之询问葬礼、奠礼、虞礼次序。周续之为孟慧熙作《答孟氏问有祖丧而父亡服》一文⑩，足见其与将门豪族交往密切。刘裕北伐期间，刘义符曾延请周续之至安乐寺讲礼。建宋之初，刘裕在建康东郭为周续之设立学馆，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问续之《礼记》‘傲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三义，辨析精奥，称为该通”(11)。上述三问既是礼学问题，又与国政息息相关，周续之的辨析则具有资政的作用。 雷次宗师从慧远精研《三礼》《毛诗》，学成后在庐山隐居。宋初，雷次宗曾向袁悠、蔡廓阐讲《丧服经》，宣扬亲亲尊尊之道。而蔡廓官至御史中丞，正是制定宋初朝仪典章的骨干。史载：“朝廷仪典，皆取定于(傅)亮，每咨(蔡)廓然后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终不为屈。”(12)雷次宗所论丧服轻重，关乎刘宋政治宗法秩序的建立，自然对蔡廓撰定“朝廷仪典”具有指导作用。由于蔡廓卒于元嘉二年(425)，说明雷次宗早在元嘉十五年(438)开儒学馆之前，就已潜在地参与刘宋文教秩序的重建。儒学馆以雷次宗为馆主，又命名儒朱膺之、庾蔚之协助监理诸生，开创了一主、二副的私学管理模式。雷次宗刻意维护儒隐身份，授学一段时间后返回庐山。元嘉二十五年，朝廷在钟山西岩下为其筑招隐馆，职责为教授太子、诸王《丧服经》。雷次宗仍旧“不入公门”(13)，授学地点选在华林园东阁门内延贤堂。延贤堂处于园林山水之间，又是晋宋时期君主听讼、宴飨群臣、策试州郡孝秀的核心场所。在此讲授丧服礼学，无疑是刘宋以隐兴学、以礼治国的典型象征。总体上说，儒学馆与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四学并建”，构成了刘宋私学官办的体系化格局(14)。从“儒隐官助”到私学官办，呈现出晋宋官私教育体系独特的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