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史家记述刘宋文学面貌，往往并称“颜谢”。颜延之、谢灵运是晋宋文学转关的枢纽，二人的创作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谢灵运以山水诗闻名，颜延之的庙堂文学也开一时风气，正如《艺概》所说：“延年诗长于廊庙之体。”①关于颜谢之别，当世已有“芙蓉出水”与“错采镂金”之评②，后世迭有优劣同异之说，总体来看，颜不如谢的观点更为主流③。受此影响，文学研究中整体重谢轻颜。对谢灵运及其“山水诗”的讨论已经相当繁密，而对颜延之与“廊庙之体”的分析仍有推进的空间。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颜延之创作的意义有所关注，或从应制诗、公宴诗的脉络来考察，或从宫廷文学、贵族文学的角度来把握，已有不少成果④。不过，颜延之的“廊庙之体”不能简单看作皇权政治复兴下不言自明的结果，还需考虑创作者的主体作用⑤。刘宋元嘉(424-453)年间是南朝礼乐的奠基时期，颜延之的廊庙之作，大多作于释奠、修禊、巡幸等礼仪场合，这类宴会本身就是“朝仪”的有机组成，有别于君臣“私宴”⑥，和齐梁以下大量游观山水、琐屑咏物的应制奉教之作在题材格局上有明显差异。而且，颜延之长于礼学，又长期在礼官系统中迁转，他对时代的响应、对文学政教传统的复归，都与他的学术背景和礼官职任相关。因此，本文试从“礼制意识”切入，考察在刘宋礼乐制作的背景下，颜延之“廊庙之体”生成的内在逻辑。 一 “廊庙之体”中的礼制意识：从颜谢侍游诗之别说起 颜延之的“廊庙之体”与礼制意识关系密切。不妨先从颜谢两首侍游诗之别来体会这一特征⑦。宋文帝元嘉四年和二十六年两次巡幸京口，谢灵运、颜延之各有从驾之作。元嘉四年谢灵运有《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⑧；二十六年颜延之有《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⑨。二诗创作场合相似，写法却颇有不同。谢诗大致呈现为三节，首六句交代出游，中写所见之景，末六句落到自身；颜诗层次较多，意脉鳞次递进。 两诗起首都先交代从游京口之事。谢诗以“玉玺”“黄屋”发端，用《庄子·逍遥游》郭象注“庙堂不异山林”之说⑩。“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指帝王道心不会被名教拘束。至于“汾水游”，也是用《逍遥游》中帝尧出游汾水，超然物外，忘其天下之典。谢灵运在玄理的申说中达成了治国与游观的统一。颜诗则将出游落在“巡狩”之中。首八句用赋法夸耀地理形势，叙写帝王正统由秦汉之关中迁来今之东南。往下“园县”“邑社”两句，点出京口是刘宋皇室旧乡，也是陵庙所在(11)。据《宋书·礼志》，元嘉四年、二十六年两次东巡都带有拜谒京陵的目的(12)。颜延之明确交代了“游京口”是因“谒京陵”而起，强调此行礼制背景。“宅道炳星纬，诞曜应辰明”，宋武帝、文帝皆生于京口，顺接“睿思缠故里，巡驾币旧垌”，点明文帝此行实为巡幸旧乡。由此，全诗的叙述逻辑就被限定在了巡狩之礼的框架之中。 帝王巡狩是见于《周礼》和《尚书》的古礼，秦始皇巡天下以威服海内，汉魏帝王也常以巡狩展示皇权对“天下”的统治，望秩山川、怀柔百神，观民风、宣教化。西晋人君并未亲出，东晋不曾巡狩，而在巡狩之礼罢废百年之后，宋文帝两次东巡京口，裴子野《宋略·总论》称“每驾巡幸，萧鼓听闻，百姓扶携老幼，想望仪刑”(13)，可见其盛况。颜延之的侍游诗强调巡幸京口的政教背景，不似谢灵运般作玄学申发。后世方回对谢灵运的非议正在于此：“用此四句为柱，引入黄帝藐姑射、汾水之游以譬北固之宴，有庄、老放逸意，何不用虞巡守、夏游豫事耶”(14)而方回所说更符合儒家礼意的写法，恰是颜延之另一首京口侍游诗的开篇：“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15)，两句皆用巡狩故典。 颜谢两诗，中段都写游山。谢诗以四句写登山开宴，四句写初春新景，“皇心”“万象”两句的颂美也是承春景而来。颜诗却只有“陟峰腾辇路，寻云抗瑶甍”是游山，“春江壮风涛，兰野茂荑英”是登山所见。颜延之无意铺写春日风光物色，以“宣游弘下济，穷远凝圣情”两句收结游山之事，指出帝王巡狩意在宣抚百姓、问民疾苦。宋文帝巡幸途中曾下大赦诏(16)，蠲复租赋，赡恤孤弱。何焯称颜延之此诗
栝宋文帝所下三诏，“以本纪参观而后见其工也”(17)。但从时间上看，游蒜山之时诏书尚未颁下，颜延之诗并非
栝，实为暗合。这说明颜延之自觉采用了与刘宋官方一致的政教立场和叙事逻辑。下文“岳滨有和会，祥习在卜征”，两处用典。此次巡幸，宋文帝“会旧京故老万余人”(18)，颜延之将其比作周公作洛邑后的大和会(《尚书·康诰》)，下句又点出今日有此“和会”盛事，是因为帝王能修德教，用《左传》连年占卜皆得吉兆方行巡狩之典。颜诗为蒜山游宴而作，但诗作立足点不在游山、宴会，而是更进一层，落到帝王巡狩四方的礼制本事上。 两诗末尾意旨相似，皆说在朝惭退之意。然而谢诗六句只说当归山林一意，颜诗却先用旧事故典再次扣住巡狩之礼：“周南悲昔老，留滞感遗氓”，用汉武帝封禅而司马谈不得从行之事(19)，反衬今日从驾之幸，末二句落到隐退便作收束，不令“山林”的声音喧宾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