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范式，既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绵延不绝的重要纽带，也是塑造中国国家形态与治理智慧的文化基因。沿波讨源，《诗经·小雅·北山》所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463，已然传达出“天下一体的大一统式天下观”[2]164。这样的理念也蕴藏于《国风》的编次结构与风土叙事中，形成了与地理紧密结合的思想建构。作为我国正史地理志开山与典范之作的《汉书·地理志》(以下依谭其骧先生观点简称《汉志》)，其对汉代大一统地理书写的知识源头与方法自觉，也可追溯到《诗经》的地理建构。正是通过系统的“考迹”经典[3]1543，《汉志》完成了从“诗性地理”到“史志地理”的历史跃迁，不仅为汉代“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政治理想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也为后世史志地理学等深度参与大一统文化建构确立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基型。 一、从“溥天王土”到“百三郡国”，呈现汉代疆域大一统的空间格局 《诗经》作为“中华元典较初原的一部”[4]68，不仅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奠基之作，也是承载了早期大一统思维意识与地理建构自觉的经典文本。《雅》《颂》中对王畿礼仪、四方贡献的叙述，实是“天子经略，诸侯正封”的西周封建制度在礼乐层面的体现[5]1115。这是周秦时代“两次大一统”中的第一次[6]2，因其制礼作乐之基，“王土”之章反复在《孟子》《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战国策》中回响，折射出先秦思想界对已然远去的周代大一统的幽怀追慕与理论依归。而与诗句的直陈宣示不同，《国风》列国编次的结构本身，则藉由地理与政治互嵌的象征系统，以更为隐微而深刻的方式，完成了对天下一统理想的空间化拟构。因此，这在本质上可视为一种在礼乐文明框架内对周代大一统秩序的自觉建构。 (一)溥天王土：《国风》编次的三层叙事与典型建构 考诸载籍，《国风》主要有三种序次①。其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吴公子季札聘鲁所观周乐的次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曹》)②，因时代最早，且最贴近周代礼乐实态，故最宜用作探究《国风》排序原委的依据。日本学者冈村繁曾据此论断，最迟至季札观乐为止，“在鲁室宫廷中已经基本编成将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合为一体的今传《诗经》形态的诗集”[7]42-43，并认为《王风》以下十风在流行程度与价值认知上都逊于“二南”“三卫”，这是“再度编集的结果”[7]39。此为卓识，但将编纂之功归于鲁国宫廷，则似未能充分考虑编纂行为所需的政治权威与时代动因。此后刘毓庆、郭万金先生又提出了周宣王、平王与孔子“三次结集”说，强调平王编诗“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8]24。这一见解既紧扣东迁后的紧迫语境，也揭示出其与诸侯之礼乐整理在性质与诉求上的本质差异。彼时王纲甫定，携王并立③，平王亟需“崇礼于诸侯”[9]1624，以正名位、聚拢人心。从深层的历史线索来看，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10]192，也揭示了平王与《诗》的密切联系。《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薨逝的前一年)。时间上的紧密衔接可证，平王一世《诗》统之未坠，正有赖于其半个世纪的勉力维系。因此，《诗经》尤其是《王风》以下诸风的编次，当是平王“崇礼”的重要举措。 由此透过其环环相扣的三层叙事，就能看到一个“王畿-四方”的主体建构。这三层叙事的第一层为“绍祖以立本”——先列“二南”，用以追溯先王基业与周、召教化，奠定周室王业的道统渊源；继以“三卫”，借“三监”史事，昭示武王鼎革天命的重大转折。二者绍述祖源，为东周王权铺就了继统基础。第二层“宅中以驭外”——先以《王风》为起点与轴心，确立东周王室居中以驭天下的共主地位；继以毗邻王畿、拥戴平王的姬姓强藩的《郑风》，从政治与地理上拱卫王室；再依自东至北的顺时针环序铺陈东《齐》、西《豳》《秦》、北《魏》《唐》五风(南因楚之不臣而阙如)，以此昭示抚绥八表、四方辐辏之纲纪。其间，分置《豳》《魏》于《秦》《唐》前，盖因其源于周人故地与“舜、禹故都”[11]97，故将时序织入了始于中、近至远、顺时针环进的空间逻辑主脉。由此，七风连贯，构建起“王畿-四方”之主体结构，展现出一种王畿居中、四方拱辰、内外相维的空间秩序。最后，第三层“补缀以完形”——择取王畿周边的《陈》《郐》《曹》以为补缀，用以彰显王化之广被，亦使整体序列形成从核心到周缘的完整体系。 这样的《国风》编次就已非单纯排序，而是一套贯注了“溥天王土”理念，融宗法叙事、政治诉求与理想秩序为一体的话语建构。其深层意图是为东周王室提供一种超越武力与实控的、符合其身份与处境的话语体系，亦即一套礼乐化的正统叙事与象征性的王权宣示。而其所以蕴藉幽邃、隐微难察，盖因其诞生于正统焦虑与王权式微的历史夹缝之中。此后王权日衰，又有《毛诗》《诗谱》后来居上，遂使其初纂时的政治语境渐被遮蔽，而其原初内涵与深层结构也隐没于历史层累之下。洪湛侯先生曾慨惜排序问题“至今还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认为其仍“值得进一步探讨”[12]27。而今试去探寻一条贯通地理与政治的蹊径，也诚因意识到《国风》编次的建构性质，以及隐于其中的地理思维与政治意图。某种程度上说，其建构性并不逊于被奉为地理学“不祧之祖”的《禹贡》[13]193，对《汉志》的影响亦是如此。 (二)百三郡国：《汉志》的文本转码与大一统王朝疆理 作为我国首部也是“最好的一部”正史地理志[13]105，《汉志》的开创意义不仅在于确定了“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书写范式[13]104，更在于它通过一套特定的文本秩序，首次在史册中完整地呈现了汉代大一统的疆域格局。其文本建构并非凭空创制，所谓“采获旧闻，考迹《诗》《书》”[3]1543，正揭示了其深层渊源。作为“整个周代地理思想的理性总结”[14]261，《禹贡》九州之结构清晰，胜过《周礼》《尔雅》《吕氏春秋》《淮南子》及上博简《容成氏》诸说。然而，其始于北(冀)、转东(兖、青、徐)、南行(扬、荆)、折中(豫)、西进(梁)、终抵西北(雍)的空间构型，则因半路折“中”而迂回。与之相较，《国风》“王畿-四方”的闭环结构就呈现出更为鲜明的向心性秩序，且显示出将历史传统、政治秩序与礼法观念等熔铸于空间主脉的建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