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传入中国后，一开始是借助西方叙事理论进行的叙事批评，然后是叙事批评和叙事理论研究的共同推进，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在叙事批评和叙事理论两方面均形成了叙事学的“中国经验”，本文集中论述叙事批评的中国经验。本文所说的叙事批评，是指有明确叙事学意识的叙事批评，即在西方叙事学影响下展开的对叙事艺术的批评，不包括叙事学产生之前的对叙事艺术的批评。叙事批评的中国经验既融于具体批评的“中国表现”之中，又凸显于有特色的“中国形式”之中。“中国表现”是说运用西方叙事理论来分析中国艺术的叙事批评，这些理论也可以用于西方叙事艺术批评，但在中国叙事艺术批评中有独特表现；“中国形式”是说叙事批评所发现的中国叙事的独特表现形式，这些形式是西方叙事艺术所没有的。 一、叙事批评的“中国表现” 中国叙事学的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对西方理论的引介，并在此后数十年间，逐步走出了一条从借鉴吸收到自觉本土化的学术道路。最初的接触可追溯至1979年袁可嘉对结构主义文论的述评，其中已涉及普罗普等人的叙事理论。①次年，马力运用“叙述者”与“叙事观点”对《红楼梦》进行分析，②意味着西方叙事学一开始就被有意识地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在整个80年代前期，学界在突破传统社会历史批评模式的过程中，开始自发地关注叙述形式本身，如对《阿Q正传》语言、③《史记》叙事特色的分析。④尽管张隆溪、⑤刘安海⑥等人已对叙事学作了专门介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尚未与之充分结合，不过，在试图突破传统内容研究模式的过程中，研究者实际上已在不知不觉间接近了西方叙事学所倡导的形式分析方法。 1985年前后，随着“方法论”热潮的兴起与杰姆逊等人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推介，中国学界出现了系统运用该理论分析作品的风潮。这股潮流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介绍到化用的过程。介绍工作既有对理论本身的转述，也有在分析中融入个人见解的对话式阐释。一种是较为直接的转录式引介。或专注梳理理论框架本身，如张一的《电影叙事学及其批评》以大篇幅介绍叙事学理论，并借此解释电影叙事学和说明电影叙事学批评，然而缺乏具体批评实践。或将理论直接套用于文本分析，如乐黛云的《叙述学与小说分析》用简要的笔墨介绍叙述视角、叙述的次序和频率等方面的情况之后，具体分析了许多中国小说，通过这些分析，让相关的叙事学知识显得通俗易懂。另一种则是更具主体意识的对话式引介，学者们在介绍中融入了自身的理解与反思。如刘俐俐在分析蹇先艾《在贵州道上》中的“说明性文字”时，介绍了西方关于“无用的细节”的相关论述，进而指出：“‘无用的细节’的说明交代性文字……总是将读者定位在对于此文本所虚构的艺术世界不甚了解的基础上。”⑦这超出了“无用的细节”的原有之意，意味着她就“无用的细节”展开和西方叙事学的对话。赵毅衡则通过批判福斯特的情节观，⑧以中国传统小说的“时间满格”为例证，在时间与因果关系问题上展开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小说之间的对话。 伴随着西方叙事理论介绍的深入，更具创造性的“化用”阶段随之到来，展现出丰富多元的实践路径。首先立足中国叙事文学的情况，对西方叙事理论加以改造，用改造后的理论来开展叙事批评。如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整体按照西方叙事学关注的问题来结构全书，分别讨论叙事者、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逻辑、角色模式、叙事结构、叙事修辞和小说评点家的叙事理论，依据中国小说传统提出了“史官式”“说话式”等独具特色的叙述者分类。如此分类的依据显然是将叙述者和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相勾连，这不是严格的形式意义上的分类，但更贴近古代小说批评的实际情况。其次是将理论应用于具体作家作品、特定类型或历史阶段的研究。谭君强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将形式分析与文学史脉络、文化环境相结合，在比较《祝福》和《伤逝》中的不可靠叙述时，将叙述可靠性和叙述者感情上是否超脱及其道德处境联系起来，对西方叙事学从事实/事件轴、伦理/评价轴、知识/感知轴来讨论可靠性而言，有一定的补充意义，拓展了理论的阐释维度。⑨陈平原则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借助叙事学概念系统剖析了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小说形式的现代转型及其与传统的复杂关联。如叙事时间“参考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对‘故事’与‘情节’的区分”，叙事角度“约略等于托多罗夫的‘叙事语态’与‘热奈特’的‘焦点调节’”，⑩叙事结构则是根据中国小说的实际情况自行设计。在论述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时，有时会涉及传统文学和西方叙事理论的碰撞，如论及“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时，就以西方叙事理论作为参照。 此外，叙事学的应用疆界也被不断拓宽，实现了跨文体与跨媒介的创造性转化。谭君强将叙事学理论应用于抒情诗研究，深入探讨了抒情诗的抒情主体、叙事性、形式特征及其交流语境。(11)在非文学领域，叙事批评广泛出现在电影、舞蹈、音乐、绘画、服装和建筑设计等领域，多数是挪用文学叙事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外的中国艺术，但也有结合中国艺术特色而对某类叙事的独特性有所发掘。尤其是在电影研究中，如李显杰通过分析《黄土地》《双旗镇刀客》等中国影片的视听语言，对西方电影叙事理论提出了基于本土经验的修正与补充。(12) 综观上述批评实践，其中“中国表现”的生成主要源于两种意图：其一是在运用新方法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西方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中国文艺特质，从而在不经意间凸显了本土特色；其二是研究者怀有明确的本土问题意识，主动选择和改造西方理论工具，旨在揭示中国叙事自身的美学逻辑与文化内涵。这两种路径共同推动了中国叙事学从借鉴吸收走向自觉建构的学术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