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的《文学的独异性》(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被称为重建21世纪文学理论的有益尝试(Mukim and Attridge l-2)。他们引进注重变化的事件概念，对形式演变、写作修辞和阅读行为等传统话题进行了再探讨。阿特里奇阐述了文学阐释如何促使新的体验不断生成，文本独特性何以在阅读行为中实现，延续了德里达的延异理论和英加登(Roman Ingarden)现象学批评的传统。伊格尔顿则强调写作策略如何将现实整合进文本，与詹姆逊中介理论互为补充。虽然伊格尔顿兼顾文学本身固有的特征，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概括文学的五种叠加属性(虚构性、道德性、语言性、非实用性、规范性)，但他认为“家族相似性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观念，它自身就有发展变化的潜能”(Event 27)。实际上阿特里奇和伊格尔顿同时关注文学的两个面向，即固定的文本特征和动态的读写实践。这可以称为文学的二重性，如同量子力学的波粒二重性：光既是微观粒子又是变化波长。这个二重性难题也是形而上学的经典问题。柏拉图(Plato)指出，“持久的存在就不会生变；生变就没有固定的存在”(1234)。存在(being)与生成(becoming)的区分构成了古希腊哲学的两派分野。阿特里奇和伊格尔顿基于这个变与不变的二元对立重新审视了文学性(literariness)问题。阿特里奇问道，文学是指某个时代“实存的客体”，还是“语言生产和文化接受的流动过程”(4)？伊格尔顿说，“文学作品横跨实体与行动、结构与实践、物质和意义两个领域”，它“不仅仅是世界中的客体”，而且还是“组成世界的节点”(Event 209)。这说明文学既有客体特征，又是生活实践。但问题是实体和行动这两项截然不同的内容如何能够结合在一起？ 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将主体与客体割裂开来，其背景是自然科学的兴起。科学要求我们客观地对待研究对象，将其视为独立于主体的存在物。这种主客体的分离，使文学可以作为一个客体来研究。而此前文学与生活密不可分，类似我们今天的茶文化。茶文化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目前还不具备符合学术规定的文学客体特征。文学在200年前与茶文化相似，也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很多作者自费印刷作品，却很少流传到家庭和朋友圈之外(Clair 21)。家庭聚集在炉火旁阅读是常见的休闲活动。文学是家庭娱乐的方式，而这种阅读氛围也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奥斯汀最初写小说并非为了出版，而是为了“取悦她的家人”(158)。我们知道她经常在下午茶或晚饭后朗读她的小说初稿，但她父亲、母亲和姐妹的讨论我们已无从知晓(Tomalin 123)。这是他们家庭内部的生活和思想交流方式。后来“铁路的繁荣激发了新的阅读需求”，很多书报杂志售卖点就设在车站，阅读成为旅途中常见的休闲活动(Williams，Long 73)。印刷业的兴盛使狄更斯的连载小说成为公众的谈资，人们期待着每期的刊发，分享故事中的情节。文学在这些年代不仅是创作，更是社会生活方式的体现和大众娱乐的组成部分。 文学文本从18世纪末开始缓慢地从生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这是一个晚近的现代性现象，主客体二元论一直在起作用，不断使社会文本转化为研究对象。如果将文学当作客体予以考察，就是本质主义文论，其中反映说、表现说、象征说和语言说四种比较著名。考察文学动态的非本质主义文论追问文学概念如何产生和变异、文学和政治权力有什么关系、和经济利益有什么交错。这可以称为文学的概念史、考古学和发生学。还有一类发生学旧版，即艺术起源理论，今天仍有借鉴作用。非本质主义文论第一项概念史探讨文学概念的起源。韦勒克(René Wellek)和伊格尔顿考察了文学概念在欧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讨论了文学如何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Wellek 1-36；Eagleton，Literary 15-46)。第二项考古学关注思维模式的转变；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认为17世纪科学的兴起和主客体区分产生了人的概念，也产生了文学观念，他所说的“认知模型”(episteme)是文学产生的结构动因。第三项发生学研究印刷业和消费市场对文学的促进作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伍德曼西(Martha Woodmansee)描述了印刷业和市场法如何推动文学的传播并保证了作家的收益。印刷业降低了作品成本，使文学商品化成为可能(Williams，Long 177-83)；出版法又保证文学品牌得以推广(Woodmansee 36)。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则重点讨论文学的宗教起源，但他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就是宗教呢？ 二 本雅明在《资本主义作为宗教》(“Capitalism as Religion”)这篇写于1921年的草稿中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祭礼宗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极端的宗教。虽然资本主义没有特殊教规和神学，但一切事物只有和祭礼宗教挂钩才有意义”(288)。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在社会、心理和历史三个方面与宗教结构同源，这是我们曾忽略的问题。在社会方面，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类似于宗教组织方式，积累和消费相当于古代的劳动和祭祀的循环。在现代社会，工作和购买、劳动和消费、品牌和崇拜环环相扣，恰如祭祀的结构模式。资本主义经济突出程序化重复活动，与宗教仪式性活动异曲同工。本雅明认为这导致膜拜盛行，强化了现代社会的宗教特征。资本家、运动员、明星演员、政治强人光芒四射，成为人们心目中新的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