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一直被认为是雷蒙·威廉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理论著作，对后来的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该著出版不久，便遭到E.P.汤普森的严厉批评，后者在同年的《新左翼评论》以连载两期的篇幅质疑威廉斯的文化观念。这一批评后来成为英国新左翼与文化研究史上一桩备受关注的学术公案，不少同时代的新左翼学者曾以不同方式论及两人观念的差别与分歧，但并没有专门展开这一问题。此后，学界的零散论述也很少超出二人自身的论述视域。丹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曾在《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新左翼和文化研究的缘起》一书中为这一问题打开了更开阔的认识视野，但他并未充分深入，只提供了局部的片段化解释①。国内学者则意识到从整体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也对此做过更多的梳理，但并未突破概念化的观念分疏②。 更具体地说，学界对这一学术公案的核心解读，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于确证汤普森对两人文化观念的批判性区分，即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而不是威廉斯所界定的“整体的生活方式”③，而很少充分追问这种认识分歧背后隐含的政治感知、历史理解与经验构型的差别，因而未能有效呈现这一观念分歧对英国文化研究之知识张力的构造意义。本文希望回到两人感知、辨析与把捉时代政治、社会与思想问题的不同方式，厘清他们重构文化观念的知识理路与经验凭借，进而为重释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内涵提供更为内在的认识支点。 一、政治感与重构传统的视野 汤普森的长篇书评，虽由《漫长的革命》一书引发，但他实际上将这部著作以及威廉斯之前出版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以下简称《文化与社会》)作为整体来对待，并视后者为批评的出发点。这种把握方式切中了威廉斯思考文化问题的内在逻辑，因此，重新回到作为出发点的《文化与社会》乃是深入辨析汤普森批评意涵的必要前提。《文化与社会》于1958年刚出版时，曾在新左翼阵营内外颇受争议，但在其学术史地位最终确立后，威廉斯反而多次强调自己已远离这部著作：“我对写了这本书的那个自己不甚了解。现在我读这本书，就像是在读其他人写的书。它是与我现在思想距离最远的一本书。”④即便如此，他始终看重这本书，尽管遭到汤普森的激烈批评，也毫不怀疑自己写作的意义。 对威廉斯来说，《文化与社会》并非知识化的思想史叙述，而是包含着他克服战后自我意识危机的思想构造尝试。在1987年版的前言中，他曾这样介绍自己写作的缘起：“我在1945年后的信仰危机和归属危机中开始了本书的创作。倾尽全力来创作此书，就是为了找到一个立场，使我能够通过历史(正是这段历史把我们带入这个千奇百怪、让人不安又令人兴奋的世界当中)来理解当代社会，采取正当行动。”⑤这里的“信仰危机和归属危机”，共同指向他在“二战”结束后的个人处境。 威廉斯在193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当时校园内右翼氛围浓厚，但左翼学生同样活跃，来自支持工党的家庭的他受感召加入了社会主义者俱乐部，积极参与各种激进学生活动⑥。1941年他作为坦克信号兵参加“二战”，逐渐与组织失去联系，与此同时，残酷的战斗经历也动摇了他的道德信念。1945年战争结束回到剑桥校园后，他开始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一方面，随着激进左翼观念的减退，他逐渐为自己此前热衷政治而知识荒疏感到不安；另一方面，战后英国的福利社会复兴计划试图掩饰而非真正地解决社会矛盾，在工人问题上尤其如此，这种做法让不安的威廉斯陷入对政党组织的信任危机，不再有意愿重新加入。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激进理想的实践尝试，也曾与朋友一起创办《政治与文学》刊物，试图将左翼理想与利维斯主义结合起来，但因为缺少明确的政治主张，再加上经费困难以及编辑之间观点的分裂，刊物不久之后停办，这让他陷入更加深重的个人危机，开始尽可能将自我与外界隔绝。不过，他并没有在孤绝的心情中自我放弃，而是退入当时仅有的社会联系——成人教育工作⑦。《文化与社会》最早的雏形便出现在他为成人教育课程准备的讲稿中，对他来说，如何教育民众和如何面对现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面向，而这一思考努力便是他试图通过面对民众回应现实的最初尝试。 威廉斯很清楚，成人教育是一种有限的实践形式，自己无法从总体上直接回应并介入现实，而不得不回到历史中探索理解当时英国社会的可能，写作《文化与社会》正是他通过重构历史解释当下的初步探索。在这部著作中，威廉斯致力于发掘一种他认为被忽视的英国传统，即“文化与社会”的传统。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英国传统，不仅是因为这里的“社会”是一种经由工业革命打造的形态，还由于他将“文化”视为对这一“社会”的思想与情感反应。他希望通过呈现这种反应方式，来抵制20世纪50年代英国知识界尤其是右翼知识分子对英国历史上的文化论述的挪用与扭曲，从而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工人阶级文化正名。 然而，汤普森不认可这种做法，认为威廉斯构造的“文化与社会”传统是对“社会主义知识传统的部分脱离”，在书评的开篇，他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文化与社会》评价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主要传统，而这两个主要传统下又有各自亚传统。”⑧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作为整体的“文化与社会”传统。但为什么威廉斯始终坚持并强调这一传统的重要性？这对他当时的现实政治感知究竟意味着什么？与之相应，“社会主义知识传统”对汤普森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如此捍卫这一传统的正当意义？只有通过追问这些问题，才能理解两人在传统观上的分歧及其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