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是中国古代最为核心的诗学主体论术语。中国古代诗学中存在大量“才”论，“才”在近现代又因与天才说相合而得到充分阐发，这造成了中国古代诗学主体论以“才”为中心的印象。实际上，这一印象是片面的且遮蔽了另一面向——“识”。古代汉语中，识有动词、名词两种用法：作为动词的识与见、闻、观、感等密切相关；作为名词的识可以视为识之动作的结果，有“知道”“知识、见解”“体验、感知”三重义①。具体到诗学领域，各时期诗学家又有不同侧重和衍生。简略来看，先秦至唐代，识论被包含在才识、器识论中，唐代“将器识尊为大德，并在玄学之识、佛学八识心王之识的基础上将明乎义理纳入识中”②，识的思想资源较宏观，内涵也较宽泛，尚不具备成为专门诗学术语的条件。宋代是识论发展的关键时期，文学活动中新质素的出现刺激了识的积累，理学的发展也带来了认识论的深化，“以识为主”的命题被提了出来。明清诗学在对前人诗学观点的多重反思中完成了识论的深化，“识以领才”“先之以识”“以识为本”等命题标志着识被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以往研究多将“识”与其他相关术语混合而做出宽泛讨论，对“识”的理论特征和发展脉络未加深究，忽视了识论的独特价值。在当今时代，重探识论、厘清其内涵和功能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诗学和文化特质，进而为当代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一 从“才”论中突围：主体神秘性的消解与“识”的出场 对诗人主体素质的讨论是历代诗论中的常见话题，“才”是相关论述中出现最频繁的字眼。然则何谓“才”？《说文解字》中道，“人之能曰才，言人之所蕴也”③，“才”指综合素质。《文心雕龙·才略》篇以“略”论才，其实“刘勰笔下的文思、力量、学问、识力、志气、情兴等内容正是才的具体描述”④。“才”既用于论人也用于论文，“由先秦到魏晋，是由才性论人的时代；东汉逐渐由圣人观生出才子观之后，则变成了以才性论文的时代，至唐而鼎盛”⑤，可以说，“才”泛指禀赋，人皆有之而才性不同、才气有异。由是，“才”往往与其他范畴结合在一起，如才性、才气、才情、才略、才志、才能、才貌、才华、才识、才学等。因此历代诗论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诗人之“才”只有在学识、经验等的累积以及大量写作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展现。这一共识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明显，《文镜秘府论》中已然道：“识高才劣者，理周而文窒；才多识微者，句佳而味少。”⑥识与才二者缺一不可，才、识合称并隐然向后者倾斜，更不用讲宋人对知识、学问的崇尚。然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知识、学问和经验的累积所提升的到底是诗人的什么能力？这种能力能否内化、传授？在宋、元、明三代诗歌的发展以及诗学家们的不断思辨中，一个酝酿于诗学史、符合诗学规律同时也合乎清代文化特质的关键术语逐渐彰显出来——识。 “才”论发展至宋代，就已经因为内核空洞、不具备区分性等而出现被解构的倾向。唐诗在整体上洋溢着澎湃的激情、高昂的想象力，唐代诗人群体也以才情高蹈、才华横溢著称。但“才”不是指某种特定而单一的素质，正所谓“古人无不学之诗，李太白，旷世逸才也，而其始读书匡山，至十有九年”⑦，当人们对“才”之来源加以探究时，自然导向了“学”“书”等因素。而“学”“书”所带来的“才”并不只体现在唐诗中，亦体现在宋诗中。严羽所讲“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⑧，虽是对宋诗变唐的谴责，但文字、才学、议论确是宋诗特点所在。因此只能说唐、宋诗各有风格，却不能说唐人有才而宋人无才。更进一步，从诗歌评价的角度讲，“才”或不及“学”，比严羽稍早的费衮曾道：“作诗当以学，不当以才。诗非文比，若不曾学，则终不近诗。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诗不工者，皆以才为诗故也。退之一出‘余事作诗人’之语，后人至谓其诗为押韵之文。后山谓曾子固不能诗、秦少游诗如词者，亦皆以其才为之也。故虽有华言巧语，要非本色。”⑨他将学从才中分离出来，认为诗人之学比才重要。“学”是对古之典范的模仿，重点在于对诗之为诗的共通性的把握；与之相应，“才”则被局限在个体化范围内，尤其是语言形式方面的“华言巧语”。正是普遍性与个体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等层面的差异造成了学与才的分离、学优于才的文人立场。这一立场与宋代理学主导下尚学问、重知识的整体风潮相一致，因此“学”融入主流诗学话语而成为一种普遍观念，才学其实偏向于学而非才。书、学构成才的前置条件，或者说抽象而整一的才被分解为学、书这两种具体途径。宋人从读书、穷理、格物、熟参、妙悟、工夫等多个方面对诗人之能加以思考，也就是把具有神秘倾向的“才”消解为可理解、可操作的对象。 “才学”与“才识”在明代诗学中进一步向“学”与“识”倾斜。明代诗人宗尚唐诗，有“诗才出于天分，不在读书；诗趣出于天兴，不在穷理”⑩等才性论主张。但恰如宋诗新变在当时已引起注意，明诗高扬才论却识见不足从而流于空疏，这在当时也已为人诟病。谢肇淛道，“古人诗文，亦有不学而能者，如贱竖、幼女、村氓、粗卒，或数语之偶合，或慧根之夙成，未可执是便谓读书无益也”(11)，认为不学而能只是个例而绝非常态。王世懋也道，“骤而一士能为乐府新声，倔强无识者，便谓不经人道语，目曰上乘，足使耆宿尽废。……呜呼！才难。岂惟才难，识亦不易”(12)，“识亦不易”的呼声就是对时人无识的谴责。也正因此，虽然明人有“七言律开元之后，便到嘉靖”(13)等唐诗、明诗并称之诩，但就明代诗歌创作而言，以才论则唐诗珠玉在前、以识论则不逮宋诗，因此很难获得认可。相较于兴象、格调、性灵等明代诗学对盛唐诗歌审美特征的描述，“识”强调的是读书、穷理然后超越日常琐屑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经由宋诗而深刻影响此后诗歌和诗学的发展，并不因明诗审美取向而改变。对才性论的质疑和反思逐渐导向“识”论。李贽写道：“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14)识是才与胆充分展现的先决条件；“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15)，将识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并认为“识”是文人素质的核心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