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行为研究的探索与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行为研究发展

　　“信息行为”的内涵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而不断拓展，在图书情报学的传统视域下，它被定义为人们需要、搜寻、获取和使用信息的行为综合，是外部环境与人的内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互联网的普及则将信息行为的边界拓展至网络空间中信息生产与交互。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行为的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人类，而是扩展至人机混合体和智能体等多类智能实体。信息行为的内涵进一步演变为人类、人工智能、人机混合体等智能体产生信息、实现信息交互活动的共塑过程。

　　AI已从“算法主导”的1.0阶段，迈向了以“学习”为核心的新阶段，并催生了当前的大模型时代。以大模型为代表的“算力驱动”模式面临着可持续性挑战：高昂的研发成本、巨大的能源消耗以及专业人才的稀缺性，使得算力本身从发展引擎转变为潜在瓶颈。英伟达总裁黄仁勋宣告“摩尔定律已经终结”的论断[2]，深刻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从“算力驱动”转向“认知智能驱动”。这一根本性的转向对信息行为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即信息行为研究必须更具全面性、客观性、深刻性和精准性，并能够科学地刻画行为的内在过程。正是这些新的要求，催生了信息行为研究方法与范式的深刻变革。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行为研究(侧重于人智交互情境下)将遵循从现象观察到理论构建的递进式逻辑框架，其发展脉络可概括为“发现规律—找寻动因—揭示机制—构建理论”(见图1)。首先，研究始于“发现规律”，即通过探测人机交互场景中稳定的信息行为模式，为AI系统提供训练数据、建立评估基准，并优化其性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找寻动因”，旨在解构影响人机交互信息行为的多元变量，包括用户内在因素、任务环境因素以及AI系统与信息因素等多重维度。进而，“揭示机制”，即深入阐释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并形成具体的因果链条，涵盖信息搜寻、决策判断与人机协同问题解决等核心信息行为的内在机理。最终目标是“构建理论”，通过更新传统信息行为理论、建构新的人机交互范式以及AI伦理与治理框架，形成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系统性理论与策略。这一完整的演进路径，旨在为人机交互研究提供数据规律，理解AI辅助决策的“上下文”与驱动力、透视人机协同的内在工作原理，从而为下一代AI系统提供“设计哲学”与“顶层框架”。

　　

　　图1 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行为研究发展

　　本文旨在系统阐述人工智能时代人智交互情境下信息行为研究的继承、发展与创新。首先，剖析AI技术演进如何对信息行为研究提出新要求；其次，梳理并整合适应复杂人机交互的研究方法与融合范式；最后，结合脑机协同信息行为的跨学科探索，展望研究内容的核心变迁与未来议题，以期为构建面向数字文明的信息行为研究体系提供参考。

　　2 信息行为研究的方法与范式

　　2.1 多维方法体系：从宏观规律到微观机理

　　(1)大数据方法

　　大数据能从宏观信息行为数据中发现“规律/特征”，该方法实现了从宏观信息行为数据到一般规律的提取和整合。例如Vosoughi等[3]依托Twitter平台的126万条新闻、300万用户以及450万次传播记录，发现虚假新闻在信息扩散、信息级联效率上显著优于真实新闻，其高新颖性及引发的特定情绪反应，推动人类更主动地进行信息分享与谣言传播，且该信息传播动力学差异由人类而非机器人驱动，虚假政治新闻的信息病毒式传播特征尤为突出。

　　(2)行为实验方法

　　行为实验方法能从微观信息行为互动中揭示“机制/动因”，从而实现了从微观行为互动到理论假设的检验和建构。例如Hawkins等[4]通过三项集体感知实验(实验1探索群体规模对信息利用效率的影响，实验2通过人工智能体验证个体选择性依赖社会信息的行为，实验3拓展至复杂奖励环境)，结合社会推理模型与非推理启发式模型的对比，揭示了关键信息行为机制：个体能通过观察他人行为轨迹(如停留、减速等“利用行为”)推断其隐藏的成功或知识。具体而言，之前的研究大多认为，人们要想通过模仿他人提升自己的表现，得能直接看到别人是否成功(比如知道别人的分数、收益等“奖励”)。但现实中很多场景里，别人的成功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比如不知道别人找没找到好工作、选没选到好项目)，这就给“向他人学习”带来了难题。Hawkins等[4]的研究证明了即便没法直接看到他人的“奖励”，人们的社会推断能力也能帮大家精准向他人学习，进而提升整个群体的变现。

　　(3)神经科学方法与设备

　　神经科学方法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眼动追踪等设备，直接探测信息行为过程中的大脑活动与生理指标，从神经机制层面为行为现象提供生物学解释。Hu等[5]通过纵向行为实验与自然情境fMRI，发现群体决策(朋友间的产品评价与购买意图)表现出显著的行为与神经同步性，相关脑区包括眶额皮层、海马旁回与杏仁核等，揭示了信息行为中个体间“内源性相似性”的神经基础。Pan等[6]的研究采用眼动实验方法，以可穿戴设备安装过程中的隐私政策阅读行为为场景，发现感知必要性与威胁线索会显著影响用户对隐私政策的关注程度及认知加工模式，高感知必要性会降低用户对隐私政策的视觉关注(以注视时长为衡量指标)，且减少分析性加工的倾向；强威胁线索会放大这一效应，而弱威胁线索则会削弱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