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度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促进“人工智能+”与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全球合作等重点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为关键，对发挥中国独特优势、赋能高质量发展做出实际部署，还特别要求“探索形成智能向善理论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如同以往的颠覆性技术变革，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应用具有两面性，如何趋利避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引导。投资的大量涌入并不会消除风险，反而会使正反两方面的可能结果都加倍显现，也相应增加了对规制、引导和风险管控的需求。本文立足于拓展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对齐问题”(alignment problem)的内涵与外延，论证人工智能发展对标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与必然性，阐释重要的对标方向，同时指出需要进行的关键领域改革，并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倘若正如人们所坚信的那样，人工智能赋能的领域无远弗届，具备解决科技、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巨大潜力，那么通过各相关方的共同努力，便能在诸多相关领域实现对标，保障人工智能的持续健康发展。 对标意味着从高质量发展目标着眼，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提出更高要求。人们固然能够列举出许多此类要求，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智能向善有机结合的根本要求，则可归结为借助人工智能赋能，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着手并发力，提高并分享劳动生产率。同时，利用生产率提高这一成果，促进形成新的增长点，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进而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稳定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预期，显著提升居民福祉。要达成这些目标，必然要求加快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分享的良性互动。 一、人工智能的投资热呼唤对标 2022年ChatGPT的发布，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历程的一个里程碑。自那时起，人们对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有了更为切实的认知。随着这些新技术逐渐从实验室迈向产业化与日常化，展现出改变经济、社会及生活的广泛影响力，技术开发人员、投资者、大型企业及主要客户愈发认识到，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其影响已超越任一行业范畴，全面渗透至生产、流通、服务及治理等诸多环节。同时，各相关方对于超越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系统和智能体(AI agent)的诞生，抱有更高且更为急切的期待。 尤其是进入2025年以来，随着技术需求从基础模型转向行业专属模型和智能体等应用，对数据中心和技术基础设施的需求急剧增长，在人工智能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例如，为满足人工智能模型对庞大技术资源的爆发式需求，微软、谷歌、亚马逊、元和英伟达等科技巨头均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建设和升级数据中心。据美国经济学家杰森·福尔曼(J.Furman)估算，2025年上半年，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的投资构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92％。这一估算，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印证(Lichtenberg，2025)。 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超大规模投资，特别是在无预期盈利情况下的投资热潮，在人工智能科技界、经济学家群体、商业及投资领域，存在着广泛且针锋相对的争论。多数人将此视为狂热的泡沫，其显著程度堪比包括互联网泡沫在内的以往任何一次经济泡沫。然而，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与判断，这在客观上都是一场热度难减的人工智能投资热。随着“人工智能+”行动的部署与实施，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大模型、芯片以及与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等方面，也积累了大规模投资，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前沿位置，在这场竞赛中必然占据主角地位。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 首先，人工智能有着切实且紧迫的需求，被视作诸多发展难点、堵点的技术解决之道。由突破经济增长障碍的现实需求引发的技术应用，可从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对自动化的敏感反应得以证实。比如，在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上分别位列第一的中国、第二的日本和第四的韩国，在人口转变过程及结果方面有着引人瞩目的共同特征。换言之，人工智能赋能机器人，以破解劳动力不足的自动化进程，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之举。此外，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大多面临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停滞、气候变化加剧绿色转型的紧迫性压力、政府债务过度积累等难题，诸多学者和决策者寄望于人工智能，认为其或许能打破僵局。 其次，在当代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关键科技的领先地位，被主要国家当作占据战略制高点的标志与目标。在欧美国家，领导人、政治家、人工智能研究者与投资者，以及众多社会科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人工智能视为中美竞争、博弈的核心领域与决胜标志。对中国而言，人工智能既是需瞄准的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体现，也是能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因此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其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最后，国内外处于激烈战略性竞争中的大公司，都把自身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作用，看作科技领先的象征以及拥有绝对市场地位的保障。与此类似，基于对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的期望，无论是作为创新者的大型科技公司，还是作为人工智能系统用户的各类企业，不仅有着强烈的技术渴望，也承担不起落后于人的风险。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发展已超脱诸如“摩尔定律”等技术规律的支配，愈发成为一个合作与对抗、激励与惩罚、创造与破坏并存，以及安迪·格鲁夫(A.Grove)与比尔·盖茨(B.Gates)之间相互激励①，并形成一个难以逆转的正负反馈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