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要求，“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这就要求进一步提升国资国企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明晰各类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加强战略使命评价。建立使命导向的评价制度，促进国有企业更好地履行使命是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首要任务，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措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关系到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的百年大计。同时，“国有企业战略使命”作为中国原创性知识概念，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中国特色国有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国有企业使命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前进，在前进中成长壮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成功实施深刻转变了国有企业发展方式，通过深度转换体制机制，切实提高了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以此为基础，新形势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更加注重强调国有企业追求“使命导向”的发展[1-3]。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改革评价存在争议，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企业持续发展的正常机制，不利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亟须以使命为引领清晰阐述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定位、作用和责任。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存在的前提是组织成本低于交易成本，私人企业在信息、决策和交易费用方面相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4]。因此，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体现，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应尽可能缩减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数量，对国有企业的功能作用局限于应对市场失灵，但这无法解释中国国有企业的巨大规模和辉煌成就。国内长期以来也存在国有企业的“低效论”，认为国有企业由于政策性偏袒[5-6]、过度投资[7-8]和市场垄断[9-10]等原因而经济效率低下。对于这一观点，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忽视了国有企业承担的责任使命，评价指标的选择不够准确全面[11-12]，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刻画存在问题，因此在论证上缺乏说服力。 随着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在保持经济稳定运行、维护社会长治久安[13-14]和产业引领、技术创新、安全保障[15]等方面提供的社会效益逐渐被学界认可。对国有企业的效率考量也将“公共效率”与“经济效率”相结合，形成以“科学效率观”进行评价的共识[16]。但针对国有企业社会效益的研究将国有企业的作用仅局限于公共责任层面，没有深入到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层面。 (一)使命的基本内涵 “使命”“组织使命”“企业使命”等概念是理解国有企业使命的前提，必须清晰界定其基本内涵。“使命”一词出自《左传·昭公十六年》“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意为“命令，差遣”，“使命”的本质是“为什么而做”的深层答案，是驱动行为的核心动力，具有长期性、方向性和意义感。在个人层面，使命常与价值观、理想等紧密相关；在组织或团体层面，使命体现了某一群体集体性和历史性的核心目的和价值追求。 “使命”最早是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命题，后被引入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在哲学领域，“使命”是人对自身存在的主动定义，让人的行动获得了超越生存本能的方向与意义。古希腊哲学认为使命是“本质的实现”[17]；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使命是“超越个体的伦理担当”[18]；存在主义认为使命是个体通过选择和行动而“自我赋予的意义”[19]；马克思主义认为使命是“历史赋予的实践任务”，具有实践性与历史性，最终指向实现自由与全面发展[20]。在社会学视域中，使命的定义和重构形成了社会关系与权力分配的博弈。“使命”的本质是社会结构的符号与权力运作的载体，既被文化和制度建构以维系秩序，又通过群体互动发挥功能，成为个体与社会互动的“意义接口”。文化和制度通过符号、仪式、叙事等方式，将某些行动方向塑造为“值得追求的使命”，并让个体相信其“天然合理性”[21]。使命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社会系统的整合作用，是现代社会“有机团结”的纽带[22]，不同群体的独特使命被用于构建不同的身份边界[23]；“使命”有时也被社会运动用于凝聚力量，以将分散诉求转化为集体行动，在推动制度变革中发挥动员功能[24]。 在管理学领域，“使命”通过“意义建构”为组织运作搭建起操作系统，以定义本质和战略指引锚定方向，以认同凝聚提升效率，让分散的个体形成集体行动，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实践动力，实现组织可持续发展与社会价值创造的目标。使命是组织对自身核心价值、服务对象、业务范围与社会角色的系统性陈述，其核心是通过对“组织为何存在”这一问题进行回应，以完成对区别于其他实体的组织身份的定义[25]。在组织运行中，使命通过划定组织的行动边界，为战略决策提供依据，同时也通过价值共鸣整合利益相关者，降低外部合作和内部管理成本。经济学领域中的“使命”是影响资源配置与行为决策的关键变量，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使命”被视为一种特殊的非货币偏好，以变量的形式存在于个体的效用函数和组织的目标函数中，重塑成本—收益核算体系，影响资源配置决策。制度经济学将“使命”视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认为“使命”通过构建共享预期形成隐性契约，降低组织内部和市场交易中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4]。行为经济学认为非经济因素会显著影响经济行为，“使命”通过构建“价值叙事”使个体产生利他偏好和身份认同，偏离理性利己的行为模式，形成另一种稳定的行为预期[26]。福利经济学将“使命”视为一种弥补市场缺陷的“非价格机制”，认为“使命”通过引导资源流向高社会价值但低市场收益且需要长期投入的领域，提升整体社会福利[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