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在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必然体现数字化时代特征，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数实深度融合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共同属性，前者作为当前最显著的经济实际，是后者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主要表现形式；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数实融合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遵循，进而通过改进完善生产关系为其提供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数实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全年工作任务之首。研究数实融合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必要且重大的时代课题。 新质生产力是涉及理论与实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系统性重大命题，一经提出即在学术界引发热烈讨论。学者们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发展特征、形成逻辑等进行了丰富的学理化研究，但总体以理论探讨为主。能否构建新质生产力分析框架，合理测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数实融合如何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如何?解答好这些问题对于加速新质生产力涌现，跨越发展陷阱，完成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新质生产力分析框架 目前新质生产力主流分析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探究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重大创新意义等(邱海平，2024；罗建文，2024)；二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阐释其理论内涵、发展特征、形成逻辑等(刘伟，2024；孟捷等，2024；任保平，2024)；三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重塑传统生产力要素、生产力系统、社会分工等理论，探究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及提升路径(李雪娇等，2024；蒋永穆等，2024)。虽然理论探讨取得丰硕成果，并提出要重塑生产函数，但指导新质生产实践的研究仍不够具体，还缺乏构造新质生产函数的探索。 新质生产力因其先进性将逐步取代传统生产力，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实现经济格局的变迁。整个过程与演化经济学技术经济范式下的技术革命规律高度相似。技术经济范式从重大技术变革出发，通过技术、经济和社会三者之间不断互动反馈，形成能够影响社会经济运行中投入、生产、组织和分配等多方面的普适性规则(肖珂，2023)。佩蕾丝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关于技术革命和社会制度框架之间矛盾演进的分析，展现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某种相似性(弗里曼等，2007)，对深化理解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协同演化具有借鉴价值(孟捷等，2024)。所以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探索建立新质生产力技术经济范式，揭示新质生产力同传统生产力斗争、取代的演化规律，构建新质生产力技术经济范式分析框架，具有一定合理性。 (二)测度方法 现有文献对新质生产力的特征、特质、特点的理论分析较多，但关于如何应用这些特征识别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较少，导致新质生产力的测度问题难以解决。所以学术界多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侧面评价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本文将相关研究归纳为两类：一是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角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王珏等，2024；刘建华等，2024；朱富显等，2024)；二是结合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如创新动能、产业升级、人才供给、发展模式等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评价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孙丽伟等，2024；刘建华等，2024；吴文生等，2024)。本文借鉴C—D生产函数形式探索性设计以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函数，引入收入分配领域不同收入群体的划分方法——均值滑动法，识别新质生产力，建立新质生产力新的测度体系，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从数实融合量化标准来看，国内研究大多借鉴产业融合测度方式，采用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方法来评价数实融合程度(付岩岩，2024；刘文淘等，2024)，但是耦合协调度模型缺乏差异化分析，没有考虑评价主体对于指标重要性的判断，可能导致结果与实际存在一定偏差。还有部分学者采取词频统计方法进行测度，但该方法存在忽略语义信息、易受噪声影响、无法处理同义词和近义词以及对长文本和短文本处理能力有限等劣势(吴非，2021)。本文采用专利引用信息，以此捕捉数字产业和实体产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相互引用特征，将实体产业专利引用数字产业专利视为正向融合，数字产业专利引用实体产业专利视为逆向融合，双向测度数实融合程度，更能从微观角度合理反映企业数实融合的真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