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2021a：122)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创造性与深厚的历史渊源。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对于新时代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1991a：534)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通过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习近平，2021j)习近平的论述阐明了以“四史”视角理解顶层设计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涉及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包括外交、经济建设、国际发展道路和全球治理理念等。其有关思想和理念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是新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系统集成。本文以经济思想史为切入点，先简要回顾西方古典经济学以来的自由贸易理论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对外开放思想，然后基于“四史”视角，系统梳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以期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和思路。 一、西方开放经济理论回顾 西方开放经济理论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古典贸易理论，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步构建起涵盖贸易动因、政策选择、利益分配的完整理论体系。我们知道，利益是贸易的核心，为了维护国家或集团的利益，各国都会制定适宜自身的贸易政策(不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保护贸易政策)，在此过程中便形成了各种贸易理论。纵观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贸易理论关于贸易利益的分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姚立新，2000)。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该理论以贸易带来的直接利益为核心议题，论证国际贸易发生的合理性并作出规范性判断，基本分析框架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绝对利益论、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利益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对比较利益论的发展(相互需求理论)构成。第二个阶段是现代贸易理论。该理论在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拓展，推动了对贸易利益的认识，由静态转向动态，由微观延伸至宏观，从贸易的直接利益拓展到更广义的经济利益。第三个阶段是当代贸易理论。该理论聚焦贸易带来的国家利益，涉及贸易与投资、金融、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相关议题。 (一)自由贸易主张是西方对外开放理论的主要内容 自由贸易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利益思想。这一理论既注重考察自由贸易对一国带来的实质性经济利益，又强调自由贸易带来的普遍利益以及其在界定和维护国家利益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高伟凯，2008)。自由贸易主张的理论根源在于一个基本观念：“正如个人能从相互间自愿的物品交换中得到好处一样，国家也能从跨境物品交换中获益。而贸易中的获益又来自分工，即个人或国家各自专门从事某些物品的生产。”(欧文，2021：237) 首先是古典主义的自由贸易理论。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他的经济论文《论商业》《论贸易平衡》《论贸易的猜忌》中阐述了自由贸易理论，主要思想包括：自由贸易既使人民富裕，又使国家强盛；反对政府设置各种贸易壁垒阻碍自由贸易；反对对其他贸易国家猜忌的思想，主张贸易可以使双方都获得好处(休谟，2011：12、56-57、70-71、74)。生活于18世纪上半叶的休谟，适逢产业革命即将发生，英国工业资本已发展并超过商业资本，这就要求英国必须扩大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休谟严厉批判了重商主义理论，主张自由贸易(张华，2011)。沿着休谟的道路，斯密对重商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批判，主张经由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人们不仅会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还会增进公共利益(斯密，2011：355-356、526)，由此奠定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 其次是继凯恩斯主义之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认为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和价格制度是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最好机制，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所主张的，经济自由的制度是政治自由的一个重要条件(弗里德曼，1986：13)。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滞胀”危机，暴露了战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模式的局限性。新自由主义借此机遇，通过批判国家干预、倡导市场自由化等，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范式。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的实践过程中，发达国家逐渐将低端产业向外转移。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本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目标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李其庆，2003)。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体现了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前者并没有真正实行彻底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要求后者推行放松金融管制、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经营模式(李其庆，2003)。在国际层面，该理论倡导商品、服务、资本及货币的跨国自由流动，并推崇自由市场理论，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却通过种种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资本，这种全球化模式在推动实现生产过程技术变革的基础上使资本建立起跨国形式的所有权，培育了一个有能力支配世界经济、政治运行的跨国资本家集团(宋朝龙、邵显越，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