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①系统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为代表的“安保三文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②其中，防卫安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柱和保障作用，向上承载安全战略，向下延伸至军力规划。而防卫安全观念不仅支撑着防卫战略，更塑造着日本国家安全的思维方式。 关于战后日本防卫安全的演变，近年来国内外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或聚焦最高层级的安全战略，或关注其演变动因与制约因素。围绕日本安全战略，中国学者立足日本内部动因，剖析其演变的内外规制，总结了战后日本安全战略“因应与调适”的特征，将日本安全政策演进分为安全保障自主化、国防正常化与军事大国化三重进程。③在制约因素层面，瑞典学者从和平学视角切入，论证“和平主义”对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塑造作用，直言“日本和平主义已死”。④还有日本学者从法理维度指出，日本国内安全辩论呈现“法律论偏重”态势，形成“无政策效果的政策辩论”⑤困局。针对法理突破，中国学者还对日本“新安保法”与“存亡危机事态”进行重点解读，阐释其对日本对外政策的深远影响。⑥关于日本安全战略之下的防卫战略，学界亦有大量研究。中国学者以日本防卫战略文件为切入点，聚焦岸田文雄内阁时期日本防卫战略“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⑦认为日本摒弃“专守防卫”原则正为地区安全注入新风险⑧。也有研究着力解析新“安保三文件”的内在关联，即“安全战略—防卫战略—军力规划”的层级体系。日本学者追溯了新“安保三文件”的演变轨迹，揭示出日本防卫构想从“防卫规划”向“军力运用”转型的逻辑。⑨此外，还有研究聚焦防卫省与自卫队的主体行为。中国学者围绕“文民统制”“自卫队入宪”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⑩日本学者就再军备、自卫队与战后体制、“吉田路线”与防卫政策等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11)美国学者则剖析了自卫队组织架构与法理议题，梳理了陆上自卫队发展历程。(12)与国内外学界在防卫安全领域卓有成效的知识生产相比，目前关于日本防卫安全观念演变的研究仍有拓展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探讨日本防卫安全观念，阐释其在战后的变迁历程。 战后一段时期内，日本的防卫安全观念体现出法理规制与军力束缚的特征，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self-imposed constraints)(13)色彩。首先，日本防卫安全相关的政策辩论具有浓厚的法理色彩。当探讨防卫问题时，日本首要考虑的是完善相关法律，呈现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特点。此外，曾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国身份让日本自卫队备受争议，尤其是自卫队与宪法的关系仍未明晰，在二战后一段时期内被视为“非必要之恶”，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倾向于牺牲一定的军事合理性以束缚自身武装力量。然而，当前日本正致力于摆脱原有的“败者逻辑”，其防卫安全观念已发生严重异化。当前日本决策层推动防卫安全领域的突破，背离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14)的基点，并背弃了“和平宪法”的承诺。进一步而言，日本防卫安全观念正浮现出返祖式的“利益线”思维，这一异化源于对战后“败者逻辑”的放弃，以及对“普通”防卫安全观的执着追寻。当“败者逻辑”被贴上“不正常”“不普通”的负面标签时，日本的安全决策层与战略精英们便在其历史脉络中向上追溯，并且自诩为追求“正常”的战略思维。于是，山县有朋式利益线的返祖思维卷土重来，正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及现任首相高市早苗都高呼“日本归来”(Japan Is Back)。(15)但是，归来的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国家”日本。 美国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在《利益线：安倍晋三时代的日本大战略》中，以山县有朋的“利益线”思维类比“安倍大战略”。格林声称，与山县有朋基于大陆思维的利益线主张不同，“安倍的利益线决定性地擘画在海洋上”。(16)更有甚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认为是“女版安倍”，其总体上延续“安倍大战略”，且愈加鲁莽和挑衅。高市早苗以首相的身份，在国会答辩中公然宣称“台湾有事”或将引发日本“存亡危机事态”。(17)这与山县有朋之“利益线”思维如出一辙，高市早苗答辩蕴藏的潜台词就是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日本“利益线”之中。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日本领导人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武装介入的野心，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公然挑战中国核心利益。有关言论极其错误、极为危险，性质影响极其恶劣。(18) 那么，究竟什么是“利益线”？日本前防卫大学校长、国际政治学者五百旗头真总结：所谓“利益线”，就是与“主权线”(本国领土)有密切关系的战略要地。在山县有朋看来，倘若“利益线”不保，则“主权线”不保；反之，要保“主权线”，需经略“利益线”。(19)这种思维是扩张式的，图谋的是“势力范围”，谋求的是权力优势，寻求的是绝对安全。世人不禁要问，日本有何资格在本国领土主权外，宣称他国领土关涉本国特殊利益，这无疑反映出日本防卫安全观念之变。 当前日本防卫安全观念向战前“利益线”思维回归，既违反了其作为战败者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背离了日本“和平宪法”的基础。日本防卫安全观念的变迁，本质上是其战后“败者逻辑”的异化，是对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反叛。研究二战后日本的防卫安全观，须回溯其独特的发展演变过程。战后日本为何形成了独特的自我束缚式防卫安全观？这样的防卫安全观又如何异化为“利益线”思维的回潮？日本防卫安全观念又为何走上返祖歧路？鉴于上述问题，本文将全面分析日本防卫安全观念的两大关键特征，即“法理规制”与“军力束缚”，然后探讨其演变过程，即伴随日本认知的“安全威胁”从内部转向外部，其防卫安全观念亦显著异化，并在此基础上剖析这一异化背后的深层动因，即“败者逻辑”面临的挑战。 一、法理规制与军力束缚：冷战时期的日本防卫安全观 作为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国，日本在冷战时期的防卫安全观念体现出“败者逻辑”，长期围绕坚持所谓“法理规制”以及“约束军事力量”两大问题展开。而威胁指向的内部化，使日本形成了独特的防卫安全观。所谓“威胁指向”，即“何者构成威胁”。二战后初期，日本国内不仅面对外部威胁，更对内部威胁心存芥蒂。这意味着，自卫队非但不是理所当然的“必要之恶”，反而被视作“非必要之恶”，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在此背景下，日本形成了注重法理性的、“文民统制”的防卫策略。但是，伴随威胁指向由内而外位移，日本的防卫安全观念发生异化，这为“利益线”思维的死灰复燃提供了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