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对国际变化解释力弱的缺陷,道义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解释国际变化的强理论。道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双变量理论,以大国的实力地位界定客观战略利益,以领导类型判断其战略偏好(利益偏好和实现利益的策略偏好)。由于实力地位是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此道义现实主义的核心自变量是大国领导者的类型。道义是划分该自变量类型的变量值标准。大国领导者的类型将个人、国家和体系三个分析层次贯通。该理论将决策者分析范式进一步科学化,其解释范围是普遍性的,并不限于中国的对外行为,也可用于解释古今不同国际体系的秩序变化。其战略建议是实证主义的而非规范性的,因此也适用于所有大国。道义现实主义对于国际政治领导的分类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其中的“昏庸型领导”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何有些决策者会制定伤害本国客观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此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少解释这种常见的自我伤害现象。
图1 实力地位和决策者与战略行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实线表示直接影响,虚线表示间接影响。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领导类型决定战略偏好(战略偏好由利益偏好和策略偏好两者构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战略偏好决定了战略成败,因为竞争双方的领导类型可能是相同的,而双方的实力地位可能并不相等。因此,道义现实主义认为领导类型与战略成败之间是概率性的相关关系,而非决定性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自我纵向比较时,一个既定大国的领导类型变化决定了其战略偏好的改变,并关系到其战略成功率的上升和下降。在国际体系层面,国际领导类型对国际秩序的价值观、规范和权力分配三方面都有影响。当国际领导同时改变这三方面时,国际秩序必然发生类型变化;当国际领导只改变价值观和规范时,会改变秩序的规范特征(normative order),秩序类型也将随之改变;但当国际领导只改变权力分配而不改变价值观和规范时,国际秩序的类型难以改变,改变的是国际格局。 从体系和单位两个分析层次思考,阿萨纳西奥斯·普拉蒂亚斯(Athanasios Platias)和齐思源(Vasilis Trigkas)认为,道义现实主义将政治领导作为自变量,忽视了体系结构对大国决策的影响。问题在于,没有体系层面的要素资源,聚焦于单位层面变量的理论将无法解释新兴大国崛起这样的体系层面变化。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政治领导是自变量。如果真是如此,该理论就不属于古典现实主义,在本体论上与结构现实主义形成对立。⑤ 虽然不同于结构现实主义将体系实力结构作为唯一的自变量,道义现实主义仍然关注了体系要素的自变量作用,将大国在体系层面的实力地位作为一个结构变量。由于结构变量在既定时期内的程度变化不会引发质变,因此是常量式自变量。这样做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大国战略包括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策略两方面内容,二是大国实力地位的变化速度通常远远慢于其政治领导变更的速度。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大国的战略利益是客观的,并由大国的实力地位所界定。决策者主观上对战略利益的认知受其利益偏好影响,因此制定的战略目标可能偏离客观实际。不过,绝大多数决策者的认知偏差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非性质上的差别。例如,小国决策者不会将全球主导地位视为其国家战略利益,极个别的全球性大国领导人才不会将体系主导地位视为其国家战略利益。通常情况下,大国领导集体的更迭都是在该国实力地位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决策者也是在实力地位既定的情况下做出战略选择。因此,大国的实力地位可被视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常量式自变量。当实力地位作为常量式自变量时,政治领导就成了道义现实主义最核心的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