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美国政治信任的下降有目共睹。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1958年认为“政府总是或大多情况下会做正确的事情”的美国人比例为73%，到2024年这一比例降至22%。①这一趋势为不同的民调机构所反复证实。如此之显著的政治信任跌落，其政治意涵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存在重大分歧。观点一可以被称为“消极变化论”，观点二则可以被称为“积极变化论”。“消极变化论”是指过低的政治信任可能会滋生反体制行为，小至个体的政治冷漠或违法犯罪，大致整个社会的政治动荡和冲突，都可能由政治信任过低而引发。“积极变化论”的逻辑则是，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未必是对政治制度的不信任，甚至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可能激发公民社会的警惕性，使其成为监督政府的积极力量，迫使政府不断改善公共服务，进而提高民主质量。 在美国的政治情境中，上述两种观点哪个更合乎实情？本文试图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后简称WVS)美国部分2005年-2021年的数据来对此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我们试图分析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美国民众的政治信任与其民主价值/行为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正相关、负相关或其他？第二，如果将“低政治信任、低民主认同”的人群称为“幻灭型公民”，近年此类美国公民的比例出现了何种趋势的变化？第三，个体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中，哪些因素最可能预测“幻灭型公民”的出现？这一分析或可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的产生机制。 就上述问题，本文有以下发现：第一，美国民众的政治信任与其民主价值/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公民的政治信任的降低(即公民批判性的上升)在一定程度内与对民主价值的提高亦步亦趋，不过，随着批判性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其民主价值/行为开始下跌。换言之，一定的政治不信任有助于美国民主价值的稳固，但过度的信任缺失却与民主价值构成紧张关系。第二，由于政治信任的持续下跌与对民主价值的认同构成紧张关系，本研究所覆盖的WVS三轮调查中，“幻灭型公民”比例显著上升。第三，在各种个体因素中，最能预测幻灭型公民是否出现的，仍然是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传统因素，我们没有发现社交媒体的显著影响，而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左翼经济观是催生幻灭型公民的重要因素。 这些发现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理论贡献而言，就我们所知，本文是首次发现并阐释美国政治中“政治批判性”和“民主价值”之间倒U型关系的研究，破除了将二者看做一个线性关系的理论预设，对政治信任与民主价值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揭示。就现实意义而言，它们有助于帮助理解美国当代政治乃至其未来走向。如果公民对政治机构的批判性并不降低民众的民主价值和行为，甚至低政治信任是“好事”，那么美国政治信任的持续走低就未必构成民主危机；但如果政治信任流失到达一定程度后与民主价值与行为相悖，并且幻灭型公民的数量和比例越来越高，那么，说美国正在陷入民主危机则不为过。 一、文献回顾 尽管对过去几十年美国政治信任总体下跌这一事实鲜有争议，对其后果是什么却存在不同看法。自从伊斯顿提出政治的“具体支持”(specific support)与“弥漫支持”(diffuse support)之分野以来，②很多学者发现，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未必意味着对民主体制的怀疑，甚至二者可能负相关，该观点可以被统称为“批判性公民”理论。根据这种观点，政治信任的下降并不预示着民主的危机，甚至它可能是公民觉醒的标志，构成推动民主走向深化的力量。 “批判性公民”理论的最鲜明代表是政治文化学者罗纳德·英格利哈特(Ronald Inglehart)、拉塞尔·J.代尔顿(Russell J.Dalton)、克里斯蒂安·维尔泽尔(Christian Welzel)和汉斯—迪特·克林杰曼(Hans-Dieter Klingemann)。英格利哈特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所培育的个体自主性也会体现为政治领域“自我表达的价值”，即，人们越来越不盲从权威，对权力机构越来越具有批判性，但这并非民主的危机，而恰恰是民主的福音。“在稀缺社会中将权威理想化的倾向已经让位于后现代社会中更具批判性和严苛的公众。权威人物和等级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公众审查，但这是否意味着民众在失去民主价值？答案无疑是‘不’……在发达工业国家，对政治领导人的尊重总体在下降，但是对民主原则的支持则在上升。这种变化并没有侵蚀民主，事实上它们使得民主更加稳固。”③ 代尔顿和维尔泽尔也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民主公民的形象逐渐从忠诚转向批判，而批判性公民的基本特点就是“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与“对民主体制的忠诚”并行不悖。④通过对WVS第四、五轮数据的分析，代尔顿发现在全球各类民众中，恰恰是此类公民占相对多数，发达国家尤其如此，足见公民批判性和民主价值的相容性。⑤克林杰曼用“不满的民主分子”来概括同一个现象，只不过其研究聚焦于欧洲——基于1999年和2008年的欧洲观念调查数据，他发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政治满意度和民主价值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而在少数国家，政治满意度与民主价值负相关——即，恰恰是政治满意度低的人群更具有民主价值观。⑥ 批判性公民理论的另一个论据来自于跨国比较。如果政治信任度低预示着民主衰败，那么我们所应观察到的，就是民主国家的民众通常具有高政治信任度，威权国家则反之，但经验研究的发现正相反。通过对WVS第五轮(2005-2007)数据的分析，诺瑞斯·皮帕(Norris Pippa)发现尽管成熟民主国家的民众具有更高的民主观念，但是威权国家倾向于拥有更高的政治信任。⑦安德鲁·道森(Andrew Dawson)的结论则更强，通过对30年(1990-2020)WVS数据的多层次回归分析，他发现民主程度与政治信任的负相关性如此之强，以至于前者成为预测后者的最有力因素。⑧诺瑞斯近年系统分析了WVS第七轮(2017-2021)80多个国家的数据，采用独特的“客观现实对比主观感受”的分析框架，发现在开放社会政治信任的确和治理绩效正相关，但是在封闭社会二者却没有或只有负相关关系。⑨如果跨国比较所揭示的低政治信任和高民主程度之间的相关性为真，那么，政治信任的江河日下就未必构成民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