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是一种针对现实的干预活动，而掌握相关信息是实施干预的前提。人类的行动决策，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决策，都会产生信息收集的需求。这是因为信息能够带来确定性，而在信息缺乏状态下做出的决策则会让人感到不安。只要有条件，人们一般都会寻求更多的信息来为行动决策提供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治理也是一种信息活动，治理活动的开展往往伴随着信息的生产、处理与流转。与一切决策活动一样，国家的治理决策同样要以信息为基础，也就是说，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信息来“看清”社会，会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效能，这在理论上通常被归结为国家信息能力的问题。国家信息能力提供了一个认识论的反思视角，即信息简化的国家视角会造成国家在认知上出现盲区，进而导致治理的失败。但在笔者看来，认识论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追溯至本体论层面，即信息能否被视为社会事实的本质？或者说，社会事实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信息还原？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数据成为信息最主要的载体形式，人类决策活动所处的信息环境逐渐由匮乏变为过剩。相对应地，国家信息能力建构的重点就变成了如何从海量数据中提炼出对治理而言有价值的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算法等新技术的介入能够实现对原始数据的拆解和重组，并进行计算加工，从而生产出数据衍生品。与原始数据相比，数据衍生品与社会现实之间在本体论层面上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数据治理的核心逻辑不再是化繁为简，而是帮助国家通过发现各种要素的潜在关联来想象社会现实，进而预测和干预它的发展。随着数据衍生品在实践中广泛使用，基于数据衍生品的治理产生了一系列意外后果，衍生品逻辑也由此在现实中重塑了国家的治理秩序。 一、国家信息能力与数据治理 治理是一个信息“勾连”(connecting)的过程。在治理实践中，国家针对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人为的干预，而实施干预的前提是国家能够意识到现象的存在或识别出问题。换句话说，治理活动的开展是以国家能够掌握充足信息为前提的，否则治理只会变成一种毫无成效、毫无意义的盲动。具体而言，信息的勾连发生在两个层次上。在第一个层次上，勾连发生在信息与社会现实之间，复杂的社会现实被编码处理并置于信息空间之中。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使用“铭刻”①(inscription)概念来描述可视化文件重现现实的功能，强调在不破坏现实主要结构与关键内容的前提下进行的信息编码与保存。在进行治理决策时，国家会试图搜集更多的信息，并借助信息来还原与认识社会现实，从而在治理实践中谋求确定性。在第二个层次上，勾连发生在行动者之间，不同行动者通过传递信息建立了一个互动网络。国家治理是多元行动者在国家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管理的过程②，而互动网络的基本功能就是实现信息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交换与传递。在互动网络中，每一个行动者都构成一个信息节点，发送并接收信息。为了保证信息传递的高效性和准确性，就要求不同行动者尽可能采用统一的编码方式，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保证信息自身的可读性与可还原性。从历史来看，信息沟通对于早期国家来说也是重要的，“信息是时人思考的依据与产物，也是一切政务决策的基础”③。可见，信息是连接不同行动者的一种方式，进而使得作为共同行动的治理实践成为可能。总的来说，国家治理活动的开展往往伴随着信息的处理与流转。国家权衡各种信息来源从而形成对社会事实的基本判断，并基于此做出相应的治理决策。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收集和处理信息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能力。信息是政府治理的基础④，信息能力构成其他所有国家能力生产的基础机制⑤。正如国家税收能力描述的是国家抽取经济资源的能力，国家信息能力描述的是国家抽取信息资源的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抽取信息资源时，会受到媒介属性、时间与金钱成本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从而导致国家无法在信息空间中完美地复制社会现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的“可读性”(legibility)命题，“任何大型组织的官员往往通过文件和统计数据中简单化的近似值来‘看’与他们有关的人类活动：税收、纳税人名单、土地记录、平均收入、失业人数、死亡率、贸易和生产数字以及在一个地区霍乱患者的总数”⑥。但实际上，这些文件与统计数据也只是现实的近似值，国家“看”到的是简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国家行政权力的运转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抽象化、标准化的信息生产基础上，但同时，这个过程是以牺牲复杂现实、地方性知识为代价的。正是由于信息生产存在着简化取向，国家信息能力始终面临着可读性悖论，这构成了国家信息能力相关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来看，随着社会事务变得纷繁复杂，国家治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相应地，这对国家信息能力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信息的活动，其中，信息的勾连功能使它成为国家治理的认识论技术。也就是说，信息使得作为治理对象的社会现实相对于国家而言变得可理解、可干预。 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现代治理的一个重要转折在于发现“人口”这一治理对象。为了将人口建构为治理意义上的可干预对象，国家需要通过人口普查和其他统计手段来获取相关的信息。人口统计图的出现改变了国家的治理逻辑：“在规训中，是从规范出发，由规范进行的训导，并且根据这个训导来区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然而，现在人们将对常态(normalité)的不同曲线进行测定，而规范化的操作将调整这些常态的不同分布(distribution)，使最不利的转变为最有利的。”⑦在这里，福柯区分了基于人口的安全机制与规范体系的不同：规训体系的目标是具体的人，全景式统治有一双能够盯紧每一个人一举一动的眼睛，而安全机制是从整体人口中寻找需要被处理的特殊现象。基于安全机制的治理通过人口的总体分布来定位个人，这意味着针对个人的治理只有在人口中才能发生。简单而言，就是基于统计规律发现异常值及其原因，进而将其治理对象化。关键在于，对人口的治理是高度依赖信息的，需要在整体上把握常态的分布，人口被视为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变量。“这样一种新的技术逐渐成形了：不再是使臣民对统治者的意志的服从，而是控制一些看上去与人口不相干的事物，通过计算、分析和观察思考，人们知道控制这些事物可以实际上对人口施加影响。”⑧由此，治理不再是一个基于主权者合法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基于各种信息进行研判的技术合理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