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一直以来，人们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学术关怀出发，利用不同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资源，对强大而无处不在的国家展开漫长的学术探索之旅，试图发掘国家建构、国家治理及国家发展的内在奥秘。然而，人们从来没有完成对国家的探索与研究，反而迷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家理论和国家实践之中，国家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题”，甚至“国家本身就是影响我们认识政治活动本质的障碍”①。即便如此，由于国家对于人类认识自身、追求进步与文明有着决定性意义，人们对国家本身及其实践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 国家建构研究是国家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国家起源、演进的历史追溯，而是一种进行时状态的、对国家地位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的解读，对于国家建构的研究能够为当下的国家治理与未来的国家发展提供历史性的依据、资源与路径。“国家建构的中心事实是全国范围内公共权力的有序运作”②，这种有序运作取决于民众认同自身对于公共利益和公共决策的从属性。因此，国家建构的重要使命之一是以最佳方式把存在于不同地方或不同族群的离散性的多元认同统合到国家的单一政治空间，形成对国家的统一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在其诞生之初就需要考虑如何将多元文化与一元政治整合起来，以成为涵盖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在内的命运共同体。 国家的建构、治理到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反复抉择和艰难平衡的过程，需要面对文化多元的客观现实，需要致力于政治统一的终极目标，因此，从文化与政治的双重面向思考国家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看，国家的文化-政治双重属性更为清晰，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相交、相融，是一种极其复杂、漫长而宏大的人类实践。在当今时代，现实政治中常常出现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比如一些国家沿着族群、地区、宗教或者语言的文化分界线出现诸多问题，甚至陷入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危境，而一些国家虽然有广袤的领土，多样化的人口、宗教和语言，但仍然是一个有向心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解释这种差异，需要探讨国家建构过程中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种探讨有助于理解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文化本质，认识族群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复兴的实质，发现特定国家内部因文化失调而导致政治失序的根源。 二、文化塑造国家：国家建构的文化相关性 政治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是现代国家要处理的核心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反映着其文化的设计”③。虽然国家是一个法律和政治概念，即在一个确定的疆域内实行统治并有强制权力的公共机构，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在建构单一性的政治过程中处理文化多样性、社会多元性等问题。皮尔逊认为文化多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主张社会塑造国家④，其中，多元主义强调社会力量与文化资源都是以分散形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决定国家的形式和本质，国家是“来源于社会，但又高于社会的一种力量”⑤，因为它必须运用权力阻止一个分化的社会极端化到发生国民冲突，防止多样性文化对国家的分解。尽管从规范性上看，文化是一个缺乏确定性内容的模糊概念，几乎可以囊括一切非物质的认知实践与观念活动，但是，其对政治即国家实践的意义是确定的。一个存在着多样性文化的社会如何“塑造”国家并接受国家的“塑造”，本质上就是文化与政治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文化对于政治的关键性意义可通过以下方面来理解。 首先，文化是一种提供正当性支持的“内在制度”。它是国家建构价值观体系的资源，也是国家实施统治和治理的手段。布尔迪厄认为文化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社会正义论，让统治者感觉到自己的统治有据可循，无论是在民族社会范围内，还是在世界社会范围内，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代表着一种普遍性实践⑥。对于国家来说，政治法律无法与文化割裂开来，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显见的“外在制度”，后者则是一种隐伏的“内在制度”，为前者提供适宜的运行土壤，“外在制度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与内在演变出来的制度互补”⑦。政治法律与社会文化高度契合的国家会得到最宝贵的统治资源——国家认同，其既包括对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赞同性认同”，也包括对领土、主权、人口、历史等的“归属性认同”⑧。 其次，文化在集体身份建构和共同体叙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多数社会中，通常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和一系列少数群体文化，多元文化的自然存在要求国家为不同文化创造空间。因此，国家在协调主流文化和少数群体文化的过程中需要运用文化-政治工具，建构集体身份意识和完成政治共同体叙事，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奥利维尔·罗伊将文化看作集合共同身份意识的、用于定义某个共同体(语言、宗教、家庭关系等)的共有模式⑨。在族群关系的视角下，坚守族群文化就是坚守族群身份和族群叙事，族群文化表达是一种族群身份意识的建构过程。但是，这些衍生族群身份和文化共同体的族群文化，只有进入国家共同体的政治过程才能获得其集体权利和政治身份。 再次，文化为组织化的政治社会配备相应的文化生态。历史、信仰和语言不仅形成了文化，而且形成了关系，或者说是形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即一种文化生态。比如各种族群文化是共存还是互斥，谁主导谁依附，首先反映了特定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生态，因此，有什么样的文化生态，就有什么样的组织化的政治社会。梅因从文化与政治关联的角度，区分了前现代和现代两种政治社会：虽然较古老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从村社或城镇的习俗中得到生活规则，但是也会默默地服从对他们征税的某个绝对统治者的命令；在现代的组织化政治社会中，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原则进行积极的立法，地方习俗和观念越来越快地衰败了⑩。文化生态的政治意义在于准备了一个内在关联的、结构化的社会场域，帮助打造国家所需要的那种习惯被遵守(observed)、法律被服从(obeyed)的政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