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基于本土问题意识的历史政治学 在中国学术史中，对历史现象进行政治分析的传统由来已久。近代，随着中国的国家建构逐渐步入现代化轨道，学界开始摆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狭隘格局，政治学最终获得了“合法性”并被纳入到中国的学术体系中来。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批海外学成归来的政治学家积极投入到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工作中，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现代政治学知识。①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的发展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意义重大。不过，早期中国政治学界总体呈现出“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的问题”②，从而引发了“少谈主义与多谈问题”的警世名言。该现象反映了中国当时政治学学科知识体系尚未完善所引发的学界焦虑。如今，从学科的整体层面看，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政治学已完成了学科自主性建构工作，知识体系分支也得到了不断完善与拓展。 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对历史研究展露出了极大兴趣，一批学者试图从历史的维度来回应当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问题，提出历史政治学这一极具当代中国学术特色的概念。③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历史转向源于三方面的现实基础，即反思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弥补当前西方政治科学薄弱环节以及研究中华民族悠久政治传统。④这一概括明确了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核心方向，凸显出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紧迫感，即政治学理论的建构无法充分地满足现实政治发展的需求，因为“当流行的研究范式与现实严重脱节时，就是新范式或新研究路径诞生的节点”⑤。在这个节点上，历史政治学试图从中国历史中挖掘出新的政治学理论以完善其知识体系，并促进中国当代政治学的学科自主性发展，最终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内涵。同时，历史政治学的提出也与当代学术界所倡导的学科交叉做法相呼应，这种跨学科的做法有利于拓展政治学的视野。因此，从两个基本层面来看，提出历史政治学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其一，这是立足于中国当下及未来政治发展所作出的学科使命判断；其二，这为重新审视中华政治文明提供了重要契机。 不过，按照以往经验，学界的研究兴趣往往是多变的，对于任何学科未来的憧憬都应持谨慎乐观态度，毕竟历史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起步阶段的工作极具挑战性，且关系到学科的未来走向。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知识体系的构建都包含着多重可能性，一门新兴学科自主性地位的获得是历经多次博弈的结果，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它需要一套完整的结构化知识体系作为基石。历史政治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正如杨光斌教授在阐释其意涵时所指出的：“只有当一个学科有了自己专有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论，才有可能在建设自主性知识体系上迈开步伐。”⑥对于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而言，其知识体系的成型与自主性的确立，往往有赖于一代又一代学者的长期积累与共同努力。正因如此，基于对学科发展的现实关怀与直觉判断，我们认为当下中国历史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仍处于建构初期，在学理层面尚存较为广阔的讨论空间，而对这一领域的持续探索，亦将成为丰富其理论内涵与方法论体系的重要契机。基于上述关怀，并受发生学(genesis)的启发，本文尝试阐述一种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即“发生学历史政治学”(genetic historical politics)，以期推动历史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发展。在对该方法展开全面阐述前，我们先从历史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潜在问题谈起。 二、历史政治学的挑战与发生学的方法论意涵 正如知识社会学家伯格(Peter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所指出的那样：“不管什么样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被发展、传播和维系的。”⑦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知识都是人为建构的，因而知识生产的方法十分关键，它将决定学者们以何种方式、何种目的去从事知识生产活动。并且，人类的知识建构是一个持续发生的过程，而知识本身也充满了社会属性，它产生于特定政治与社会背景下的正当性(legitimacy)，其目的是实现某种应然的社会化结果，这意味着知识生产是一个结构化(structured)过程。在此过程的初期，学科需要不断革新以获取其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往往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它需维持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正当性；二是与其他知识体系保持边界。因此，如何回应这两个核心问题便成了知识体系建构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这一点在跨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尤为凸显。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历史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应对一些突出的困难与挑战。 (一)在历史学与政治学之间 自美国第一个政治学系成立以来，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逐渐确立，其学科边界也随之日益清晰。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学逐步获得了学科自主性，并在其内部衍生出众多分支学科。不过，政治学的历史维度研究似乎有些滞后，尤其在方法论层面上更为显著。由于受传统范式的影响，政治史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研究长期处于模糊状态。这种现象在中国学界也很明显，中国的学术史有“政史不分家”的传统，因而在中国历代的学术研究中，政治研究与历史研究的边界并不明晰。上述状况的后果在于，政治学与历史学在知识生产中面临方向界定的结构性困境，进而难以形成稳定而独立的知识体系，并对学科自主性构成持续性制约。与此同时，这一困境具有时间累积特征，使得相关问题在演进过程中愈发复杂，分析与应对的难度亦不断上升。 历史学家似乎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对以上趋势作出回应。在20世纪30年代掀起的反对“新史学”⑧思潮中，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倡导历史研究应该脱离政治史的做法，把历史研究看作是社会的历史，并通过广泛引入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实现一种社会总体性历史的研究目标。费弗尔(Lucien Febvre)所著《为历史而战》一书指出该学派的核心主张：重理论性、重解释性及重综合性。⑨这些概念奠定了年鉴学派史学家的基本研究方向，将历史研究视角从传统宏观的、官方的国家时间扭转到大众的社会时间中来，以“总体史”(total history)的理念来重新书写人类历史。⑩在这一学术转向中，历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以国家时间为中心的叙事框架，政治问题的讨论也更多被置于社会结构之中加以分析。由此，史学研究逐渐转向对微观材料与经验性证据的深入发掘，并更加重视对社会时间的考察。这一时期，史学研究在社会时间的面向取得了众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