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作为人类交往与组织管理的历史产物，在政治生活中承担着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功能。政治制度不仅通过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模式来规范和引导社会成员的政治行动，而且依托政府的组织形式、公共权力的运作机制等核心内容，为国家实现有效治理提供全面系统的规则体系。“要了解一个国家，最重要者莫过于了解它的政治制度”①，政治制度构成中外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议题、基本单元与核心领域。就中国而言，政治制度研究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和治理取向的议题风格，但在近代西学东渐与当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政治制度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的影响。广泛译介国外政治制度研究前沿成果并合理借鉴其有益理论与适用方法，对于夯实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知识基础以及构建本土特色的政治制度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在制度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优势不断彰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取得显著成效的新时代，当下的本土政治制度研究面临理论创新与实践运用的双重难题。一方面，对西方制度政治学的盲目崇拜、过度依赖和生硬移植导致制度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不足，难以精准把握中国政治实践的独特机理。与当前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相比，本土政治制度研究仍然需要探索“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与“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②。另一方面，本土政治制度研究的知识产出同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实践创新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相关制度理论未能完全契合中国治理实践面临的新任务、新问题和新挑战，当下中国政治制度实践的现实状况需要更具洞察力、解释力和适用性的解决方案。 加快“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③，推进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即确立和发展本土化制度政治学日益成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着力点和“重要生长点”④。这既是破解当下中国政治制度实践需求与知识供给之间失衡难题的学术努力，也是突破西方制度政治学知识垄断与话语霸权的理论反思，不仅能够为推动制度政治学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而且体现了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文化自觉。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制度政治学，主要是指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场域中的规则结构、组织形态及其变迁规律，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衔接且具备理论解释力与国际影响力的现代知识体系。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在考察政治制度研究的中国源流过程中深入挖掘本土化制度政治学得以生长壮大的知识资源和学理基础，从而回答制度政治学自主建构何以可能的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从议题革新与范式凝练两个维度思索制度政治学自主建构的重要路径。 一、制度政治学自主建构的本土资源 在政治实践的长期发展与政治文明的累积叠加中，中国逐渐形成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且特色鲜明的制度体系，这也成为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结构性因素。随着政治制度的不断演进与完备，本土政治制度研究亦应运而生并绵延发展，构成中国学术文化脉络中的重要一环。追溯本土政治制度研究的源起与流变，有助于从厚重的历史积淀与独特的文化基因中提炼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素材，为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供给丰富的本土资源。 (一)古代政治制度研究传统奠定制度政治学的文明根基 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历史悠久且系统完备，先秦典籍中便已有关于制度的较多记载。随着传统政治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围绕政治制度展开的知识生产活动也开始兴起并延续发展。从早期中国⑥《周礼》《史记》等经史著述中的制度书写，到中古时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⑦的《通典》问世以及“会要”体裁史书的兴盛，及至晚期帝制中国政书类史书规模的扩充，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总体经历了从碎片化向系统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在此漫长进程中，中国逐渐形成学脉悠长的政治制度研究传统，建立起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的文明根基。 其一，注重政治制度研究方法的历史取向。“几乎从历史学在中国诞生的那一刻起，典章制度便作为一类重要知识备受关注。”⑧从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研究成果多纳入史部古籍这一事实，也能够看出古代政治制度研究与传统史学的密切关联。一方面，以制度生成、维系和变迁为线索的传统政治制度研究，贯穿于传统正史的基本脉络。古代史家向来重视对制度存续及相关人事的记录与整理，这不仅是文化保存的内在要求，也是制度研究的基础方式。其中，“言各代典制者，当推正史之志书”⑨。自司马迁、班固创造性地将职官、法律等制度范畴纳入史书编写的重要内容后，历代正史修纂纷纷仿效，即使“有部分史书因时代原因而无志书，但统一王朝建立后，往往都会补上这一缺憾”⑩。另一方面，传统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模式，还在于集中围绕古代典章制度开展通史或断代史研究。其中，“三通”“九通”均采择典章制度中的诸多门类加以古今通述，而以《唐会要》为代表的断代制度专史则侧重包举一代典章制度的沿革。(11)这种历史取向的研究方法强调制度塑造特定历史阶段的结构性力量及其演变过程对当代制度的深远影响，为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提供历时性的制度分析视角。 其二，强调政治制度研究内容的贯通特征。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深受传统史学蕴含的“史持正道、著书通变”(12)宗旨影响，呈现尤为显著的贯通性。从时间贯通来看，杜佑承袭史书纂述的“通史家风”(13)，“镕铸群经诸史，成一家言”(14)。这种新型体例重视对历代制度得失进行述评，弥补制度断代史对制度变迁关注不足的局限。后世在此基础上不断增补和扩充，形成在传统政治制度研究中地位突出的制度通史谱系。当然也要注意到，尽管《通典》《文献通考》均属制度通史，但两者的书写模式存有差异。(15)从领域贯通来看，浸润于“主合不主分，尚通不尚专”(16)的中国学术传统的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更加重视典章制度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九通”中涉及的制度门类尤为多元，如《文献通考》含括田赋、选举、职官、舆地诸制度共二十四门。从要素贯通来看，古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都不严格区分制度与人事，在梳理法令、条例等静态典章制度的同时，注重考察与之相关的人事以及时人议论与历史评价。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注重从时间、领域和要素多维度对制度进行贯通性分析，这种强调制度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方法启示制度政治学全面把握制度结构的内在逻辑、相互关系与历时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