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全面数智化转型的当下，数字鸿沟问题备受关注，从立法、技术研发等途径所展开的系列研究大大推进了数字鸿沟问题的破解。上述破解方式，均以人是否具有接入意念与能力为基础。然而，在数字鸿沟的背后，有一个更为基础性的问题，即技术拒绝。技术拒绝意指人们由于主动或被动的原因，不能或不愿接入技术，从而导致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在技术基础设施高度发达、应用场景空前丰富的背景下，技术拒绝现象却依然存在且日益复杂化。这种拒绝并非简单的滞后或不愿，而是人类在面对技术权力扩张时产生的一种结构性抗拒和规范性诉求。 数智时代的技术拒绝意指在数智技术成为社会运行基础框架的背景下，个体或群体因客观能力缺失、主观权利担忧或系统结构性排斥，而不能、不愿或被阻止接入、使用数智技术系统的综合性社会现象。特别是当数智技术作为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重要方式时，这一问题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效益或生活便利性考量，而涉及更深层次的公平性问题、公民权利的享有以及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与价值显现。这种拒绝直接指向人的生存境遇，全方位重塑着人在数智时代的生命样态与意义。如果说数字鸿沟主要描述的是不同群体在技术接入和使用上的“存量”差距，是一种静态的结果描述，有效揭示了数智化进程中的连接障碍；那么，基于当前的问题已从基础设施的“连接鸿沟”升级为能力、权利和价值层面的“意义鸿沟”，走向了深层且多元的抗拒形态，且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影响人类存在时，亟需关于这种差距的动态研究，而技术拒绝则恰恰揭示了导致这一差距的动态生成机制。换言之，数字鸿沟就是技术拒绝在数智时代的社会性表征，技术拒绝是数字鸿沟的动态生成机制。因此，若想充分释放数据的潜能，以技术的包容性提升数字福祉进而通向美好生活，就必须有效解码数智时代的技术拒绝问题。 一、数智时代技术拒绝的危害及其本质 数智时代的技术拒绝与传统“数字鸿沟”关注的连接障碍有本质区别，其特殊性在于技术已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成了一种内嵌于个体存在的系统。以往的数字鸿沟主要关注通过窗口式的互联网获取信息和沟通交往的障碍。在数智时代，随着数智技术的纵深发展和应用场景的扩展，数智化转型已升级为全景式的“物联网”乃至“智联网”。这意味着技术不再是可选项，而是构成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框架。技术拒绝从对特定工具或应用的规避，变成了对一个无所不包的“技术系统”的深层抗拒。 基于人类生活已然建立在这个技术系统之上之现实，对技术拒绝的深入分析就不能仅停留在传统的连接性或接入性障碍，而必须扩展到对技术系统内嵌的权力机制和对人类主体性异化的审视。这意味着，数智时代的技术拒绝已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升级为探讨如何共存的伦理学、社会学和哲学议题。对于社会治理而言，这要求将关注点从基础设施的普及转向数字权利的保障、算法的公平透明以及抵制技术支配的自主性空间，以应对技术渗透对个体生存状态和宏观社会结构的挑战。 数智时代的技术拒绝现象，其危害性已超越传统的接入障碍，逐渐走向对社会公平、个体主体性乃至数字文明平稳进程的系统性挑战。相较于以往的技术应用，数智时代的技术拒绝呈现出接入前提的颠覆性、权力关系的双向脆弱性以及结构性不平等的内嵌性等特殊属性，进而形成了更为基础性的伦理风险。 其一，导致结构性隔绝与技术性失声。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技术拒绝直接导致部分群体无法接入互联网，使其丧失了分享数字经济红利的机会。更深层次的危害在于，技术拒绝问题一旦凸显，必然会造成被拒绝群体在信息资源获取上的公平性失衡。在网络成为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主要渠道的今天，无法接入技术就等同于失声，这进一步影响了群体的表达和参与，加剧了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这种“失声”是数字鸿沟在能力和权利层面的一种体现。 其二，导致权力不对等与系统性偏见。在数智社会中，数据既是资源，也是权力。对用户的收集、整理与挖掘等为权力的数据化提供了通道，使得数据的掌握者可以通过技术的方式拥有更多的技术权力。然而，这种权力的不对等状况，恰恰会损害非技术专业领域技术使用者的利益，进而催生实施性偏见。技术拒绝现象的产生，正是处于结构性权力劣势的被拒绝群体，针对此类偏见与不公所做出的理性抗争，它是数智社会里社会控制机制的一种体现。 其三，导致“人-技术”关系的双重主体性与脆弱结构。数智时代的技术拒绝现象，其根源在于“人-技术”关系中所蕴含的双重主体性张力。技术并非被动的工具性存在，其在被发明之初即获得了某种内在的能动性与自我生成逻辑。其发展路径常常超越人类原初的价值预设，呈现出相对独立的演化动力，这构成了技术的主体性。与此同时，人作为伦理与政治意义上的行动者，亦通过信任、规范与权利意识维系其在技术体系中的人类主体性。当这两种主体性发生错位时，“人-技术”关系便呈现出一种双向的脆弱性结构。当这种技术的自我演进演变为一种绝对的支配力量时，这种张力便异化为技术对人的彻底拒绝。此时，技术系统可能形成一种封闭的、自指涉的运行逻辑，将作为伦理主体的人类结构性地排除在决策与意义生成的回路之外。在这种语境下，技术拒绝不再单纯是个体基于伦理反思的主动抵抗，而更多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存在论危机：在“技术主体化”的迅猛扩张中，由于技术逻辑对生命世界的侵蚀，普通人因无法嵌入高度自治的技术系统而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废黜的风险。由此，这一维度的技术拒绝深刻揭示了“人-技术”关系的双向脆弱性——它不仅关乎人如何接受技术，更关乎在技术构筑的封闭系统中，人是否还能保有一个被接纳的主体位置。由此来看，当技术的自我进化偏离了以人为本的伦理导向，个体选择拒绝、规避甚至暂停使用技术，便成为主体在权力不对等格局下的理性抗争之举。这既体现了在数智技术迅猛发展的进程中普通人面对技术时所感受到的被动处境，也反映出他们试图借由拒绝的方式，重新厘定人与数智技术的边界，进而巩固自身作为人的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