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周公“制礼作乐”以来，礼乐文明便扎根于农耕社会的沃土，不断丰富、成熟，其流风余韵至今仍绚丽、璀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追溯三千余年前周公制礼作乐的底层逻辑，不仅可以更真切地探寻礼乐文明渐次衍变的内在机制，破解中华民族虽兴衰起伏却绵延不绝的文化密码，而且可以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礼乐文明的发扬光大奠定更坚实的逻辑基础。千百年来，研究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的著述汗牛充栋、迭有创新。本文尝试在时间伦理的视域中揭示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的本质，突出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理念中“尊时守位”的价值原则。 所谓时间伦理，就是主体在行为选择过程中基于对时间性的观照所建构出的价值。其核心理念就是“当下”的权衡取舍不仅是在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时间链条中思考，而且作为价值的承载者，“过去”与“未来”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了价值上的“应当”。时间伦理的精神内核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华民族的思维结构中，是中华民族伦理价值体系的底层逻辑。这在时年系统、时令系统、时节系统、时中系统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示。 时间伦理，最核心的标识是“时位”分析法。时位分析，就是通过对“时”与“位”的确证来判定主体行为选择的价值属性。人的现实存在都是时与位的结合体，同时又与他人、它物纠缠在一起，其价值选择的“应当”就蕴含其中。通过时位分析来呈现时间伦理，首先需确立一种坐标思维，就是通过时与位这两个重要参数来确证“此在”(海德格尔)的“时位点”。在这里，“时”是通过“位”来表征的，“位”是为“时”所统率的。这种时间系统的特点是突出了“时位点”的优先性，而将“时间”(时点间距)置于次要地位。因此，需要在动静相生中理解这个“时位点”。其次需确立一种复杂性思维，就是以承认万物凑泊为前提条件。所谓凑泊，就是各存在物虽然都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但在特定的时位点上处于相互纠缠、互为干涉的状态。只有在特定的时位点上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把握其中的变化发展规律，厘析出条件的有利性与不利性，依托于“过去”的经验教训，立足于“未来”的目标设定，从而作出恰当的选择。承认人的存在的凑泊性，是把握“时机”的关键，也是理解“时中”价值的不二法门。 中国古人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通过“以位定时，以时统位”的辩证分析来建构社会秩序的价值体系的。现有文献及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各民族中最早认识到“时位”价值的民族之一，是最早运用时位分析法的民族。中国传统的礼乐文明就是一个在时位分析基础上构建出的、具有浓郁时间伦理意味的价值体系。 一、“以位定时”的时间伦理发生论 时，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既有时间的意义又并非仅仅指现代意义上的时间，更根本的是含有“时机”的理念。这个特点内含在“观象授时”的理论之中。所谓“观象授时”，就是通过星象、物象的变化来确定时间并建构时间系统。中国在上古(古史传说时代)就开始以太阳的一次升落为“日”；以月亮的一次圆缺为“月”。《夏小正》中有尝试通过复杂的“物候”以确定更准确的时间的记载：“雁北乡”“鱼陟负冰”“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等，当这一系列的“物象”出现就表明春天就要来了。夏、秋、冬亦复如是，各有其物候。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人们对自然物象的认识日益深刻，确定时间的自然基础又开始向特定的物象集中。如在《鹖冠子》中，就将“物象”集中于“斗”：“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1](70)斗，就是北斗星，是中原地区一年四季肉眼都能观看到的星座，自然就成为确定时间的优先选择。西汉时期的司马迁表述得更加肯定：“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2](188)我们可以将这种“观象授时”的方法进一步概括为“以位定时”法，也就是通过日月星辰的不同位置、位象来确定时间。对此，冯时的论述比较清楚：“随着地球的自转，北斗星围绕北天极做周日旋转，在没有任何计时设备的古代，可以指示夜间时间的早晚；又随着地球的公转，北斗星围绕北天极做周年旋转，人们根据斗柄或斗魁的不同指向，可以了解寒暑季节的变化更迭。古人正是利用了北斗的这种可以终年观测的特点，建立起了最早的时间系统。”[3](89-90) 当然，这一具有伦理内涵的时间系统，是中国古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观测总结的结果。从日、月到物候，再到北斗星，鲜明地体现出了时间认识的过程性与规律性，而在这一漫长的认识过程中，“直观”“便捷”“利用”这种思维特点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二十八宿系统的建立是以位定时的直观表现 二十八宿起源很早，“有的星名最早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武丁时代的甲骨文曾见鸟、火、鹤等名称”[4](167)。《尚书·尧典》中也提到了“火”“虚”“昴”等星宿名。成书于公元前450年左右的《甘石星经》不仅记载了800多颗星星，而且使用“四七法”来标定各个星星的名称与位置，即二十八宿系统。所谓二十八宿，就是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选取七颗主星，“进而建立了连续的、形成有机联系的28组恒星坐标系统”[5](67)。竺可桢对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的最佳会合年代做过推算，初步认为在公元前4500年至前2400年间相合的较多，达十二宿。但是后来竺可桢将二十八宿的形成年代更改为公元前4世纪①。而夏鼐认为二十八宿系统“应以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左右为宜”[6](49)。中国古代二十八宿系统的确立，不仅有传承有序的文献记载，而且符合科学的现代推算，更重要的是还有出土文物的佐证。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出土一件战国漆箱，该墓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33年。在漆箱盖上用朱漆绘有东龙与西虎的图像，中间为一斗字，二十八宿名环绕斗字以漆书篆文示出，在漆箱的四个立面上(缺一个立面)还绘出有关星象，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有机联系的北斗、四象、二十八宿图像②。1987年，在河南濮阳老城区西水坡的一处大墓(M45)挖掘出以蚌壳砌塑而成的龙、虎形象和三角形图案。龙形在东，虎形在西，三角形在北，与东方青龙、西方白虎的方位完全吻合。碳十四测年时间为公元前4500年左右，距今6500年左右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