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理性”被视为某种神圣的东西，因为人有理性就意味着人可以过一种理智的或沉思的生活，可以超越凡俗的世界，像“人类中的神”一样活着。芝诺表示，“人的理智不仅与神相似，而且它就是神，在纯粹状态或活跃状态下，它是神圣实体的一部分”[1](277)。当然，古希腊哲学家主张人类是理性的存在者，并不是要表明人类从来都是理性的，并将时刻保持理性，毋宁说，他们一方面在强调人有理性的能力，另一方面则试图表明，理性具有指令性，我们需要听从理性的声音或命令，服从理性的要求。然而，理性的权威从何而来呢？如果理性本身并不是我们服从理性要求的理由，那么，我们有何种理由服从理性的要求呢？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称作“理性的规范性难题”。 从直觉上讲，“我们应当理性”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有些哲学家看来，我们似乎没有足够有说服性的理由证明这一点，尤其是无法诉诸理性本身来证明理性的规范性。为了辩护和重申理性的规范性，索斯伍德等人提出并发展了“第一人称权威”的解释方案，他们将理性的要求视为某种独特的第一人称类型的要求。本文将首先梳理理性规范性论题遇到的挑战，然后重点介绍第一人称权威方案对理性规范性论题的辩护，最后再进一步考察第一人称权威方案在解释上的困难，并尝试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路径。 一、“有理性”“不理性”与“要理性” “理性”是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埃洛尔·洛德(Errol Lord)说，“我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用有限的信息和能力在努力弄清楚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可以相信什么，可以希望什么，可以做什么，什么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我们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保持理性”[2](3)。洛德认为，我们将这么多时间投入理性之中并没有错，因为理性具有基本的道义重要性，它在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对世界作出反应方面发挥着根本作用。 毫无疑问，当我们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时，我们想要说明的是，人是具有理性能力的生物。这乃是“理性”最初的意义。然而，人有理性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后天的学习就能自如地运用我们的理性，也不意味着我们时刻都能保持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和理性的运用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理性，但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总是能够恰当地运用理性而不犯错，也不能保证我们总是按照理性的要求去相信或者行动。换句话说，有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必然会遵循理性。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理性，有时候则不理性。我们可能会持有一些相互冲突的信念，相信一些没有来由的信息，或者没有证据支持的谣言；我们还会拥有一些彼此不相容的行为意图，或者作出一些非理性的行动；我们有时坚持某些主张是对的，却又选择相反的行动。 按照保罗·格赖斯(Paul Grice)的说法，理性有不同的面向，当我们在探索理性的本质时，我们手头至少有两个相关的概念：一种是“平凡的”、没有程度差别的、无变化性的理性概念。当人被称为理性的动物时，所应用的理性概念就是无差别的，即没有一个人会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或更少的理性。另一种是有变化性的、有程度差别的理性概念，在这里有些人肯定会比其他人更有理性[3](62)。也就是说，理性能力的运用程度是有差别的，而就理性能力被无差别地赋予每个人时，则没有程度上的不同。所以，作为有理性的动物，我们对于理性的运用似乎就不能有损于“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原初的规定性。也就是说，理性和规范性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天然的关联，即“人应当理性”包含在“人是理性的”或“人有理性”这一命题之中。正如乔纳森·魏(Jonathan Way)指出的那样，如果你没有做到礼仪要求你做的事情，可能无伤大雅，但如果你没有做到理性要求你做的事情，或者被指责为不理性，那么你就会被视为严重失败。可见，理性的要求似乎具有真正的规范性力量，即“理性是规范的”[4](1)。循着“人有理性”这一思路，我们似乎还可以得到更多的结论。例如，从康德的视角看，“理性存在这一观念中可以推导出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附着在绝对命令之上的道德必然性”[3](44)。由此，理性似乎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尺。如果不是理性能力存在缺陷，或者存在外部因素的干扰，作为行动主体的我们似乎就没有理由不将理性的能力发挥到最佳或极致，即没有理由不服从理性的要求。 然而，我们为什么要遵循理性的规范呢？按照约翰·布努内罗(John Brunero)的说法，当我们指出某人在某些方面是不理性的，我们可能不一定得到感激，甚至还有可能惹怒他。因为他可能会据理力争，并尝试证明我们的判断是错的，或者认为我们提供的证据是假的，并以此麻痹自己。如果他能够接受我们的批评，并相信自己确实是不理性的，他可能会作出改变，比如接受更可靠的证据，纠正明显不一致的观念。但是，他也有可能一边承认我们说的是对的——例如“信神是违背科学的”，一边却选择继续信神。如果我们还要继续重复说“你这样是不理性的”，那么他可能会反过来问我们，我就是不理性，那又怎样呢？我为什么一定要理性呢？如果这人不是无理取闹的话，那么，这样的回应还真是让人伤脑筋。因为我们很难一时说清楚这种轻蔑的回答到底错在哪。如果我们说理性是一种规范性要求，那么他可能会说，我为什么要在意这种规范性要求呢？毕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规范，很多我们并不以为然，甚至经常怀疑我们是否真的有理由遵守那些规范性要求。同样，我们也可以对理性的要求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理性的要求和礼仪、习俗的要求是一样的。就像道德怀疑论者经常怀疑我们为什么要遵守道德规范一样，理性的怀疑论者也可以提出同样的怀疑：我们为什么要遵循理性的要求呢？我们似乎需要一些理由来为理性的要求辩护[5](1)。然而，在约翰·布鲁姆(John Broome)看来，尽管“理性是规范的”这个论点看起来无可置疑，但我们似乎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证明理性是规范的，因为遵循理性的要求本身并不是遵循理性要求的理由。尼古拉斯·索斯伍德(Nicholas Southwood)将布鲁姆对理性规范性的怀疑称作“布鲁姆挑战”，并认为这是目前对“理性是规范的”这一观点最重要的一个挑战[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