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乃儒家修身工夫论之枢纽，人格理想之起点。自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定下人生之价值航向，至孟子以“志，气之帅也”(《孟子·公孙丑上》)明示志在心性结构中的统领地位，再到宋明理学将“立志为圣贤”推向工夫论之极致，一部儒学史亦可谓一部围绕“立志”而展开的人格塑造与精神超越史。传统语境下的“志”，指向一个稳定而清晰的道德理想与社会秩序，是士人安身立命的内在支点。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近代中国，这一支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撼动。西学东渐的思想冲击、船坚炮利引发的民族危机以及传统价值体系的全面崩解，使“志于圣贤”的古典理想显得遥远而不切。对于彼时的知识分子而言，“志”已不复为一个既定框架内的道德抉择，而是一个关乎文化存续、生命安顿的根本性追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奠基者，梁漱溟与熊十力直面时代挑战，对儒家的“志”论进行了深刻的创造性转化。梁、熊二氏之思想路径虽有不同，却共同将“志”的重建立为回应危机的核心。他们对“志”的不同重构，开出了两条截然不同却又互为补充的救世路径。面对同一个“崩坏的世界”，梁漱溟试图为在激流中飘摇的现代心灵谋求理性的开创方向，熊十力则为国人指引精神力量的根源。二者的探索恰构成了理解儒学现代命运一个极佳的切入口，展现出“志”这一古老概念在现代语境下的张力与活力。 梁漱溟觉察到时代的病症在于“方向的迷失”。在东西文化的激荡中，国人或盲目逐物，或因循守旧，生命陷于一种无意识的机械惯性之中。因此，梁漱溟论“志”，重在“定向”。他引入唯识学与西方生命哲学，将“志”界定为理性对盲目“意欲”的自觉干预与导引。在这个意义上，“志”并非单纯的意志力，而是一种明辨方向后的决断。梁漱溟“志”论解决的是“向何处去”的问题，试图将散漫的个体意欲收束于一个理性的文化目标与人生轨道之上。熊十力则更痛心于时代精神的“萎靡”与“奴化”。他认为仅仅确立方向尚不足够，若生命本体枯槁，一切理想皆流于“浮慕”。因此，熊十力论“志”，重在“刚健”。他立足于“体用不二”的本体论高度，严辨“志”与“意”之别，将“志”提升为宇宙创生精神(乾元之健)在个体生命中的直接呈现与主宰。对熊十力而言，“志”不仅是目标的设定，更是本体力量的爆发。熊十力“志”论解决的是“力量从何而来”的问题，旨在通过“刚健之志”的挺立，破除习气的缠绕，为怯弱的现代心灵确立一个坚实的形上“存主”。梁漱溟的“定向之志”与熊十力的“刚健之志”，看似一个重社会实践，一个重哲学思辨，实则构成了现代精神重建的一体两面：前者为国人提供航标，后者为国人提供引擎。本文将依循这一逻辑，先分别剖析二者思想体系中关于“志”的独特内涵以及“志”与意欲、习气等相关范畴的关系，进而揭示这两种路向如何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在现代世界“立极”的深层努力。 一、“定向之志”：理性自觉对生命意欲的拣择与安顿 在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图谱中，梁漱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承认西方“生命哲学”所揭示的非理性冲动(意欲)，又坚守儒家“理性主义”的道德传统。面对近代中国因价值失范而导致的“盲目盲动”与“精神离散”，梁漱溟并未退守于静止的本体构建，而转向了动态的生命实践。在他看来，“志道”之“志”相当于《大学》中的“知止”和“道学”层次①，意即一个人确立了追求善的意向，便开启了自我修身的历程。这种理性的志向不同于盲目的情欲冲动，而源自内在良知的觉醒与确立。故“志道，亦是人人皆可志道，即与共学相等”②。 (一)志与欲之辨：从“躯壳动念”到“真志”的拣择 “志”作为儒家工夫论的起点，其首要任务在于“拣择”。在梁漱溟看来，整个社会的迷惘根源于对“志”与“欲”的混淆。这种混淆使得生命虽然充满躁动与追求，却始终处于被动、机械的“流转”之中，无法确立真正的主体性，“前人讲学，志气欲望之辨很严，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③。“躯壳”即“身”，代表着生物性的本能、感官的趋避以及机械的习惯。当一个人的行动仅仅是受外界刺激牵引，或受生理冲动驱使，即便他表现得再积极、再狂热，其本质仍是“被动”的。因为此刻的“念头”并非源自生命深处的自主权衡，而是“躯壳”对环境的机械反射。 梁漱溟痛惜地指出，自西学东渐以来，功利主义盛行，人们不再严格讲求欲望与志气的区别，往往将膨胀的私欲误为宏大的志向，“殊不知正在这些地方，是自己骗自己害自己”④。这种“自欺”，不仅导致了个人生命的耗散，更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无序的竞争与盲动。那么，何为“真志”？梁漱溟认为，真志必须是“念头真切”。这种“真切”，不同于欲望的“迫切”。欲望的迫切是焦躁的、向外的、随环境而流转的；而“志”的真切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恒定的、不容已的。梁氏援引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指出真正的志向往往伴随着一种超越小我，与万物同体的广大情怀，“民胞物与之心，时刻不能离的”⑤。 由此可见，梁漱溟对“志”的第一层界定，便是一种存在的拣择，即把生命的主导权从“躯壳”(body/instinct)移交给“心”(mind/consciousness)。“志”在这里充当了过滤器的角色，它在无数纷繁复杂的念头中剔除源于形气之私的杂质，保留并确立源于明德良知的纯粹意向。这种“去蔽存真”的过程，正是生命从混乱走向有序、从盲目走向“定向”的逻辑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