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内”“义外”的讨论不仅是先秦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亦是孟告之辩的核心议题之一。目前的研究大多将“义外”“义内”视作哲学史上彼此对立的观点，而非同一思想依自身逻辑演进的不同环节，如此便会忽略对“义外”“义内”进行哲学史的考察。文德尔班指出：“哲学史的发展，在某一些时期内，只能完全由内在联系去理解，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思想内在的必然性和‘事物的逻辑’去理解。”①本文的任务即在于发掘“义外”到“义内”的内在逻辑，如此既可明确“义外”的价值与意义，更可加深对“义内”的把握与理解。无论“义外”“义内”，均是对义的思考，故首先当分析义的基本含义。 一、“义者宜也”释 “义者宜也”，是儒家论义的通义。庞朴认为：“宜之本义为杀，为杀牲而祭之礼。”②张岱年对此有所辨正： 有的古文字学家以为“宜”本一名祭祀的名称，这是有根据的。《礼记·王制》云：“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所谓“类”“宜”都是祭祀之名。上古时代的祭祀，都是杀牲以祭，或杀俘以祭。但杀牲杀俘都只是祭祀的部分内容，祭的主要意义还是向神祈祷。近人或谓“宜之本义为杀”，就是没有根据的臆断了。《中庸》以“宜”释“义”，是用当时“宜”字的通义，不是用“宜”字的原始本义。③ 张岱年指出两点：其一，对作为古代祭祀的宜而言，杀只是其部分内容，不能用以指代全体；其二，“义者宜也”是用宜的通义而非本义，与祭祀并无直接关联。宜的通义，按照陈乔见的梳理：“‘宜’与俎、肴同源同义，与杀牲祭祀相关，但早在甲骨文时期，它已经泛化为合宜、合适、应该的涵义，具有指导行为的意义。”④可见，宜用作合宜、合适等含义(后文统称合宜)由来甚早。合宜与具体情境密不可分，盖情境不同，与这一情境相适配的、合宜的行为标准也会不同。安乐哲在谈及对义的英译时认为： 如果要确定一个对“义”的尝试性译法，域境包含性的“appropriateness”(恰宜性)和“fittingness”(适合性)可能是意义最相近的英语词汇。这个翻译因与“义”常有同音联系的“宜”得到强化。⑤ 安乐哲非常强调义与情境的关联，而这又与“义者宜也”的通义密不可分，其原因就在于宜必然是情境中的恰当行为。柯雄文同样指出：“对‘义’的关注，一般就是对恰当行为(该行为被认为是相应于具体的情境)的关注。”⑥从恰当行为可用于指导人们行动来看，义具有道德原则的向度，这也是孔孟论义的重要内容。陈来指出：“义不仅指德性、德行，也指行为的基本原则。”⑦作为行为基本原则的义同样与情境相关，下面就孔孟论义与情境的关联展开讨论。 孔子认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此章旧注有对事、对人之不同，但以对事为佳。⑧柯雄文认为： 根据“义”与“礼”之间的关联性，“义”是我们在相应情境中，决定恰当行为之规矩表达与应用的基础。“义”与“仁”的相关之处，在于前者为我们提出在特殊情境中表达人道情感的指引。在这两种情形下，“义”是儒家通权达变的美德。根据孔子的看法，君子在应对天下所有事情时，“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⑨ 柯雄文认为，义是一种权变的美德，对礼而言，义是基础；对仁而言，义是指引。盖情境变化，具体的行动原则也会随之变化。由于义在具体情境中的表现不同，因此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行动原则应当被无条件地遵守，此即“无适无莫”与“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不过，无适无莫是否会流于相对主义呢？陈乔见认为：“把孔子的‘义’理解甚至等同于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是荒谬的，果如此，孔子就是一位彻底的道德相对主义者了。”⑩但在本文看来，“无适无莫”是就不同情境而言，并不意味着在同一情境中没有统一的行为标准，故其并不会滑向相对主义。因此，对情境的强调并不必然走向相对主义。与“义之与比”一脉相承，孟子提出“惟义所在”：“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李景林指出： 此章言行“义”当有权变，而非规行矩步外在服从规矩者也。……又《论语·里仁》：“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孟子此章义理，实原于孔子。……“义者宜也”。世间万有，千变万化，是以吾人之举措，必随时变通，时措之宜，乃能真正中道合义也。(11) 孟子此章与前引孔子“无适无莫”含义相同。义总是与情境相关，因为情境千变万化，所以需要随时变通以做出适合于相应情境的行为，这才是时措之宜、中道合义。 义与情境的关联是不少学者的共识，如梁涛强调：“‘义’就是‘宜’，要做到适宜，就要根据环境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总是在发展变化中，这就要求有通权达变的能力，否则言行都会陷入困境。”(12)冯晨指出：“义要求人们根据具体的伦理情境做出恰当的道德判断和施行合理的道德行为。”(13)刘旻娇认为：“‘义’总是情境性的，但它是不脱离情境的具体准则。”(14)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给义下一个基本判定：义是具体情境中适宜的道德原则，此即“义者宜也”。(15)由于宜总是外在情境之宜，故义的具体内容必然会随外在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似乎意味着义来源于外在情境。可以说，在孔孟之间，当承认“义者宜也”这一通义时，就会不自觉地走向“义外”的立场，这也正是为什么“义外”一度成为思想界主流观点的重要原因。由此，义来源于内还是来源于外便成为孟告“义内”“义外”之辩的焦点。厘清了这一脉络，我们便可进一步去分析孟告之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