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活动离不开语言，语言表述则离不开术语(terminology)。因此，思想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由人们对术语本身的认识所决定。在西方语言文化中不言而喻的是，术语等同于“概念”(concept)，对术语的认识形成了概念论。在汉语言文化中，术语则相当于“名”，对“名”的自觉相应地产生了名学。近代以来的中西思想汇通大致就是在这样的理解框架中进行的。胡适较早明确提出：“孔子的正名主义，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正如希腊梭格拉底的‘概念说’，是希腊名学的始祖。”(胡适，2011年，第84页)胡适将“名”视为概念，进而用“正名主义”和“概念说”打通中西思想最核心的部分。(参见苟东锋，2012年，第53-58页)这种解释模式产生了巨大效应，并在张岱年那里获得了一种总结，“中国古无概念一词，‘达名’、‘类名’即是概念。概念是从思维来讲的，名是从语言来讲的。思维与语言可以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思维都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没有脱离语言的思维。名与概念是统一的”(张岱年，第2页)。这种将“名”格义为“概念”的做法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今天我们如果删除了“概念”这个术语，似乎就失去了思想表达的能力。然而，“概念”与“名”果真能画上等号吗？ 这取决于概念论是否等于名学。实际上，近代中国学术界因为急于将西方的概念论介绍到中国，所以一方面用“名”格义“概念”，并发明了名学一词来翻译逻辑学；另一方面则发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名学，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先秦墨家、名家及荀子的名学。客观来讲，这项工作有其成功之处，因为这种名学与概念论确实相通。然而，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先秦几乎每家都用名、谈名，但这些“名”的性质并不一样。曹峰将这些“名”分为两大类：“倾向于‘价值判断’的、伦理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名’与倾向于‘事实判断’的、逻辑意义上的、知识论意义上的‘名’。”(曹峰，第7页)近代以来的名学研究的主要兴趣显然在后者，从胡适到张岱年都如此。①因此，如果在囊括了前者的意义下来理解“名”与名学，这样的“名”是否等于“概念”就要存疑了。我们不妨将问题聚焦到儒家名学，讨论所谓儒学的标识性“概念”与概念论的关系。自孔子开创学统，儒学绵延连续，涌现出各种学术理论。其中的术语繁复，但要谈“标识性”，仍不外以“仁义”为代表的重要德目。后来作为儒学代称的“名教”之“名”主要就指向此二字。那么，仁义作为一种“名”，是“概念”吗？这个问题的讨论既有利于我们重新思考何谓“名”与“概念”，同时也有助于我们重勘儒学的特质，进而推动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一、“名”能否格义为“概念”？ 近代早期，翻译家和思想家用“名”来格义“概念”，使中国学术界逐渐了解了概念论。然而随着概念论在中国思想与文化中的扩展深化，人们反倒对名本身变得陌生了，并形成一种以概念反向格义“名”的思维定式。不过，随着近些年来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以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这种思维定势正在受到怀疑。例如在中国古代逻辑学领域，有学者指出：“‘名’在先秦诸子那里主要是指称谓事物的‘名称’或摹拟事物的‘文字’，即语言符号和文字符号。可是在以往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名’等同于传统逻辑中的‘概念’，显然这种比附就太牵强了。”(陈道德，第10页)在中西语言比较方面，也有学者明确主张“中国古代的‘名’不应解读为‘概念’”，并特别指明一个现象：“迄今西方汉学界普遍把中国古代‘名’一词译为‘name’，而未见有人译为‘concept’”(刘立群，第1-2页)。这说明在概念论取得统治地位的西方语境中，将“名”等于“概念”也是一件奇怪的事。 由此可见，“名”可以理解为“概念”，但多少有些不妥。这种情况可以换个思路看，即“名”的含义并不单纯，是复杂而特殊的。“名”的本义是语言和文字符号，这一点应无疑义。《说文解字》讲：“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郑玄则一口断定：“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见程树德，第890页)两者虽有差异——一个指向口语符号，一个是文字符号，但就其是语言符号而言则一致。何谓符号？自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开创性地提出能指与所指的区分，并从两者统一的整体界定符号，符号现象的研究才步入正轨。不过，在索绪尔看来，能指与所指并非名称与对象，而分别是音响形象和概念。②然而，正如弗雷格所区分的那样，一方面，对象和概念不一样；另一方面，指称(所指的对象)和意义亦不同。(参见陈嘉映，第61-65页)因此，能指所指的就可能是对象、概念和意义三者。概念和意义之所以区别于对象，关键在于人们注意到即使对象是想象而非实存的，由能指与所指共同构成的符号依然可能是有价值的。照此来看，符号的能指所指的东西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实指性客体(actual object)，一种是意向性客体(intentional object)。”(苟志效，第70-71页)回到“名”的问题，当中国哲人在名实相应的架构中提出“夫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墨子·经说上》)，“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荀子·正名》)等说法时，意味着他们已经有了共识并形成了能指与所指统一的符号观念。问题在于，“名”所指的“实”到底是什么？倘若“实”是不同的，那么“名”的含义就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