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讨人工智能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应用。场景不同，这个问题可大可小。比如，就AI在各学科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与影响来说，本文要谈的实在是一个小问题，因为现代大学在知识生产上有明确的专业分工，所以中国哲学的研究是否需要AI，这个问题的意义与价值最多不会超出人文研究的范围。但是，对关切中国哲学未来走向的人，甚至对关切人文研究在未来学术版图中是否有位置的人，如何看待AI的应用又是个大问题。因为随着AI在非人文专业的广泛落地，可能逐渐显露出的一个朴素的事实是：传统人文研究不会因为AI的发展受到冲击，但与AI保持疏离，就会在未来装备AI的学科竞争中受到冲击，尤其是进一步拉大与工程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知识生产效率上的差距，并由此导致人文学科在未来的大学建制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当然，在人文研究中引入宽泛意义上的数字技术已经颇有历史，但仍然是一个小众与非主流的学术领域；而对哲学研究来说，AI会对当下与未来产生何种影响，除了诉诸想象，始终是缺乏判断依据的问题。因为“依据”首先要从应用AI的工程实例来看，但哲学家们想的太多而做的太少。 为此，论文尝试以中国哲学为例来说明AI能做什么。但这个示例可能引起担忧，因为中国哲学曾遭遇所谓合法性质疑(比如，否认中国思想中有哲学，或反对用“哲学”称谓中国本土思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谈论AI的应用，会不会把本来就不清楚的问题变得更复杂呢？未必!因为来自中国思想的素材是否具有名为“哲学”的合法性，这个问题之所以是有争议的，正在于“中国哲学”这个概念实际被默认为中国思想中的哲学，也就是说，被当成对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一种类型描述——但这既不是唯一解，也不是正确解，因为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中国思想属于“哲学”，这些判断要有意义，前提是存在名为“中国哲学”的专业学科。因为询问中国思想中有无哲学，问的正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思想)是怎样的(有无哲学)。因此，合法性质疑的阴霾挥之不去，将使我们对一个确凿的事实视而不见，即中国哲学首先是一门学科，而且这就是“中国哲学是什么”的标准答案。否认这个标准答案的人，可以拒绝与之讨论合法性问题，因为如果不是为了界定中国哲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就不会提出中国思想是不是哲学的问题，可见合法性质疑本身就不合法。但另一方面，承认中国哲学首先是一门学科，合法性质疑固然合法，却可以在学理上被消解掉。因为说中国哲学是一门学科，就是说这门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是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思想——而要害在于，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思想，这并不蕴含研究对象本身必须能被称为“哲学”，因为现代学术的基本特征是只有专属某一学科的研究方式，没有专属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所以，中国哲学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即中国思想，其是或不是哲学，对于这门学科的知识生产并不重要。那么真正值得讨论的就不是合法性问题，而是对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研究，作为中国哲学的学科行为，能不能被视为一种哲学研究？其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或其他学科研究有何区别？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这些问题，不论如何回答，性质上是一个现代学科具有何种专业性的问题。但讨论中国思想是不是哲学，却把研究者的注意力从一种学术研究是不是“哲学研究”的专业性，转向了其研究对象是不是“哲学”的合法性。我的观点是，合法性之所以可争议，是因为它高度依赖人们对“哲学是什么”的不同理解，但这个问题至少在目前还没有标准答案。与此相反，关于“哲学研究”是什么，作为对学科行为的描述，则必须有标准的(至少是被广泛接受的)回答，否则就等于瓦解了哲学作为专业学科的专业性，也就否定了哲学在现代大学中的建制身份。所以，还是从学科的观点看，真正重要的不是“哲学是什么”，而是“哲学研究是什么”——前一个问题仅关涉哪一种类型的思想能被称为“哲学”的合法性，但后一问题完全不同，认为其关涉专业性，在于其询问的是哲学或中国哲学的“学科行为”是怎样的。①当然，“学科行为”这个表述有点抽象，具体一点说，问题应该是在哲学或中国哲学的名义下从事研究，是基于怎样的行业标准与规范进行实操？或者更直白一点，就是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们怎么“做哲学”？而当问题被表述到这样直白时，就可以谈论AI的应用了。因为只要涉及“做”，不论什么学科都要有怎么去“做”的工程考量；那么AI作为当下最强劲的工程方案，对“做哲学”有无助益，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②而本文选择中国哲学进行示例，正在于合法性质疑的存在反而有助于彰显“做哲学”在工程上的独立意义，因为中国思想是不是哲学，并不妨碍进行以之为对象的哲学研究，所以下文要谈的就是在实际研究中，AI能做什么？ 工程视角：哲学家做什么 人们对“哲学是什么”有不同的理解，可能就在于这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允许不同尺度的思考与谈论；但是，哲学研究是什么却不只是哲学问题，更涉及工程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未必决定性地依赖对“哲学是什么”的理解，却一定要观察被视为“哲学家”的那类人(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究竟在做什么，“做”正是一切工程问题的核心。 那么，就让我们从“哲学家做什么”这个问题谈起。这是个老问题，但若视为与“哲学是什么”层次不同的问题，则又是个新问题。因为多数情况下，“哲学家做什么”这个问题往往被伪装成“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比如人们常说哲学是理性的事业，但这与其说是来自对哲学本身的抽象界定，不如说是来自对哲学家做什么的经验观察，因为“事业”必须有诉诸实操的、可辨识的行动表征。而要谈论这些表征，先要将哲学家想什么和做什么区别开，因为哲学家所想的东西很不相同，但所做的事情却高度相似——那就是，无论这一群体在思想上有哪些不可调和的分歧，都无碍他们去“做”同一件事，就是为其所想的东西做论证。所以，无论对论证的理解是精确还是模糊，将“做论证”视为“哲学家做什么”的主要工作，因而视为“理性事业”的行动表征，大概是经验上最为显著的特征。就连存在合法性争议的中国哲学的领域，也时常能看到研究者对论证之重要的强调。这一重视论证的态度要追溯到冯友兰，他在为中国哲学研究开创学科范式的名著《中国哲学史》中，明确将哲学界定为依逻辑地讲道理。③而这与其说是对“哲学是什么”的界定，不如说是对“哲学家做什么”的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