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总体性概念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起着统摄和主导作用。在20世纪初，卢卡奇最早对马克思的总体性概念进行研究，对该概念的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一定程度上阻遏了唯物史观被第二国际理论家庸俗化的态势。然而，他未能上升到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理论高度，仅在辩证法层面来理解马克思总体性概念，仅把握了马克思总体性概念内涵表层内容，未能清晰界定马克思总体性概念的科学外延，因而未能回答马克思总体性概念得以确立的根据、主题、性质、内在构成、具体范围等基本问题，从而使他对马克思总体性概念的理解，尚处于简单、狭隘的状态。尽管学界迄今对卢卡奇关于马克思总体性概念的理解不乏批评，但并未能揭示出卢卡奇这种理解的缺陷之要害，也未能建设性地呈现马克思总体性概念内在属性的完整彻底形态。准确把握马克思总体性概念完整彻底形态是科学诠释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与思想基础，而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对历史具有统摄性、贯穿性、规范性作用，因此，有必要基于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继承卢卡奇关于马克思总体性概念认识的科学成就，矫正其对该概念简单化、狭隘化的理解，来科学把握马克思总体性概念的哲学属性，为其内蕴的唯物史观科学形态的显现，奠定必要理论基础。 一、卢卡奇对马克思总体性概念的理解 面对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唯物史观阐释为“经济决定论”，从而把其庸俗化、狭隘化、简单化为机械片面的历史学说的危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试图通过揭示唯物史观在主体与客体、整体与部分等历史内在构成问题上的辩证法立场，彰显唯物史观固有的总体性取向，以摆脱唯物史观遭遇的如上危机。卢卡奇提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的范畴。”[1]译序4在他看来，马克思总体性概念的含义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和阐释。 第一，卢卡奇从整体与部分关系层面来界定总体性，把总体性理解为整体对部分的统治性。他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本质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77“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1]77这就是说，卢卡奇所理解的总体性，是一种负载整体对部分全面性、决定性统治功能的总体性。对总体性的如此界定，消解了部分对整体的孤立性、外在性、封闭性，揭示了二者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依赖性，彰显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关系。 第二，卢卡奇从总体性的生成所依赖的主体基础及主体内在总体性的对象化投射层面来界定总体性，判定总体性是主体内在总体性及其对象化设定。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立场的实质，就是“对人的总体性的关心”[2]。他指出：“只有当进行设定的主体本身是一个总体时，对象的总体才能加以设定。所以，为了进行自我思考，只有不得不把对象作为总体来思考才能设定对象的总体。在现代社会中，唯有诸阶级才提出作为主体的总体的这种观点。”[1]79这就是说，总体性是主体内在总体性能动地对象化凝聚，从而总体性是具有总体性的主体发现、理解和建构的产物，是主体内在总体性的能动外化的过程和结果。因此，总体性发展的状况，取决于主体内在总体性发展及其对象化投射状况。 第三，卢卡奇从方法论视角理解总体性，把总体性界定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取向。卢卡奇指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1]15他判定，“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1]78，主张“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社会历史辩证思维方式”[1]56。“马克思维护了这种方法的本质，总体的观点，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1]77如此界定，就使得总体性显现为把社会生活中的事实作为一个总体的内在环节来理解的方法。 第四，卢卡奇从时间形态角度理解总体性，认为总体性显现为共时性总体性和历时性总体性两种形态。从共时性角度看，卢卡奇认为，“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1]61。这就是说，共时性形态的总体性，显现为许多规定的综合，作为多样性的统一形态而存在。从历时性角度看，总体是“被视为一个过程的社会整体”[1]74，从而“历史过程的整体才是真正的历史现实”[1]236。这就是说，历时性角度的总体性是由社会运动整体过程构成的。当然，从根本上看，这二者是统一的：共时性总体的运动构成历时性总体，历时性总体中内蕴共时性总体，从而形成动静结合的总体性。 第五，卢卡奇从“历史过程同一的主体—客体”的矛盾运动及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的总体”的角度理解总体性，把总体性理解为消解了康德二元论世界图景的基于同一的“主体—客体”矛盾运动所生成的总体性的历史过程，从而阐发了社会历史作为总体而存在所依赖的“主体—客体”矛盾运动机理。卢卡奇认为，对《历史与阶级意识》而言，“它的最终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1]17。他判定，“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过程的”[1]279。卢卡奇主张运用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之根本方法的辩证法，来解决康德因设定“自在之物”而导致的世界被分裂为相互隔绝的两个部分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而“这个方法的命脉即辩证法”[1]48。“辩证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1]85而这个“历史过程的总体”指的就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1]50。他认为，“只有当主体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只有主体因此在一个由它自己创造的、它本身就是其意识形式的世界中运动，而且这个世界同时以完全客观的形式把自己强加给它的时候，辩证法的问题及随之而来的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等等对立的扬弃的问题才可以被看作是解决了”[1]219-220。不过，卢卡奇认为，“单个人不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现实过程本身”[1]147，只有无产阶级成为总体性历史中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它的实践才能改造现实”[1]289-290，从而才“有能力把整个社会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有能力把物化形式把握为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有能力积极地意识到发展的内在意义，并将其付诸实践”[1]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