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布洛维是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领域中的旗帜性人物。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展现出的新的剥削与奴役问题，他试图以“生产政治”概念为切入点，对其作出更为切中肯綮的阐释。在布洛维看来，政治是一个涵盖极为广泛的概念，它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往往指向国家场域，这种政治可以被视为“国家政治”，社会重大利好的目标与过程都仰赖“国家政治”的具体实施，但布洛维强调的是，现代的生产方式实际上不断地催生出一种新的政治话语——“生产政治”。如果说“国家政治”存在的理由是保障整个社会的“需要”以及让“需要”本身得以有秩序进行的社会关系持续再生产出来，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场域的政治或“生产政治”，则是通过规制斗争的方式，保障生产关系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稳定地继续下去。 布洛维依据马克思的诸多文本，发现了“生产政治”在早期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身影，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着商品与剩余价值，而且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二者的角色及其关系并非随着一段生产过程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持续不断地被固定下来。在布洛维看来，早期资本主义更多表现为专制型的“生产政治”，发达资本主义更多表现为霸权型的“生产政治”。在两种类型“生产政治”的历史张力中，我们将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场域权力运作方式的“变”与“不变”。 一、政治概念的场域扩展 在《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这本著作中，布洛维探讨了政治概念的场域问题，即政治概念究竟在哪个场域起作用。他提出的颠覆性观点是：“我的贡献在于指出生产场域除了工作本身之外同样也是政治场域，其自有一套规制模式，形塑了生产环节与其他环节的斗争。对于国家理论而言，我的贡献在于指出国家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场域，生产场域的支配关系恰恰是国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1]中文版序2-3在这里，布洛维所谓的“国家”，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相当于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政治国家”范畴。在他看来，政治的行为及政治的概念事实上并不只发生于此，生产场域同样也有自身的一套政治概念。前者被布洛维称为“国家政治”，后者被他称为“生产政治”。“政治是指在特定领域内针对特定关系的斗争……生产政治是在生产场所内进行，由生产机构所调整，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中的关系的斗争”[1]376。据此，布洛维认为，政治概念场域，发生了从国家场域到生产场域的扩展。 多米尼克·迈尔和克里斯蒂安·布鲁姆在《权力及其逻辑》中，针对政治的本质这一问题指出：“政治的本质是授权并执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行动准则。政治的核心在于，通过团体统治，在需要的时候使用行动权力，即暴力，来实现社会共存的组织机构。”[2]125事实上，正是在国家场域，上述“授权”“执行”“行动权力”获得了最高的合法性，而国家就是上述最高形态的“组织机构”。“否则我们面对的不是政治，而是与之相反的：无政府状态”[2]126。在无政府状态或国家之外的场域，政治即便不是一种非存在的状态，也面临着非法性或未被承认的局面，这种场域对应于霍布斯意义上的与政治社会或国家相对立的自然状态。而自然状态并不构成政治的真实发生领域，它指向的是一种前政治状态。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以“敌友划分”来界定政治概念，同样属于布洛维意义上的“国家政治”这一行列。“与人类思想和活动中其他各种相对独立的成就相比，尤其与道德、审美和经济方面的成就相比，政治具有某种以自身特定方式表现出来的标准……这种政治性划分的本质当然不同于其他各种划分。它独立于其他的划分，而且具有清晰的自明性”[3]。在施米特这里，“敌友划分”是来自主权之决断，而主权的场域就在国家之中。这种属于国家场域的政治概念，不同于其他场域的划分标准。 在古典共和主义思想中，理想的政治概念以及政治行动实际上并不发生于国家场域，而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公共领域中发生，汉娜·阿伦特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这种政治概念的界说范式，意味着它自身实现了常规的场域扩展，即从国家场域到公共领域的扩展。在阿伦特看来，古希腊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是明确的，前者对应家庭，后者对应城邦。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存在生存的必然性和他人的强制；而作为公共领域的城邦，意味着一种自由和自治的政治生活。在古希腊的公共领域，“他们倾向于把自由与自治相等同，因为他们把政治生活——共同的目的正是在其中得到讨论、决定和奉行的——当作主要的领域，正是在这一领域中，德性得到行使，人类之善得以实现”[4]。然而，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这一现代性事件的发生，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划分不再清晰，而且公共领域中的政治活动也遭遇了危机。原因在于：在现代社会，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以后，成为横亘在家庭和政治国家之间的中介地带，它既非私人领域，又非公共领域。它在现代社会处于基础性地位，不仅取代了家庭的物质生产功能，也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国家——让政治国家按照私人领域的原则来组织自身。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强调现代国家被私人领域的原则侵蚀了，“社会领域(严格地说，它既非私亦非公)的出现却是一个相当新的现象，它在起源上与现代同时出现，并在民族国家中获得了它的政治形式……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完全模糊了，因为我们所见的人民组织和政治共同体都是依照家庭形象建立的，一种巨型的、全国性的家务管理机构照管着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此相应的政治思想不再是政治科学，而是‘国民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或民族经济学，所有这些都暗示了一种‘集体家政’；在经济上把众多家庭组织成一个超级家庭的模式，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其政治组织形式就是所谓的‘国家’。从而我们发现难以理解古代思想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按照古代思想，‘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个语词的矛盾，因为任何‘经济的’事情，即与个人生命和种族延续有关的一切，按定义都是非政治的家庭事务”[5]。有鉴于此，阿伦特认为，现代国家不再是城邦国家所表征的公共领域，理想的政治就不存在于此，这里存在的只是“非政治的私人事物”或代表私人利益的伪装式政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阿伦特那里，常规的资本主义国家场域没有政治，而是说它不是理想的政治，它是“非政治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