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简称《导言》)中将启蒙主义宗教批判的理论地平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并且认为这种对宗教批判的学说“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何谓“其他一切批判”？他称“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①在德国业已结束的宗教批判何以构成马克思批判尘世、批判法和政治的前提？换言之，马克思如何将对宗教的批判转变为对现实的批判？要回应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关键在于阐明青年马克思与启蒙主义宗教批判学说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以人的本质哲学著称的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国内外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一、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论断 早在1898年，普列汉诺夫就根据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自述，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以后，“这两个作家有一个短时期曾是费尔巴哈的狂热的信徒”。这个“短时期”具体指哪段时间？他接着讲，“早在1845年2月，马克思以洞察事物的天才看出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②《基督教的本质》首次出版是在1841年，但我们从1843年10月致费尔巴哈的信中可知，马克思读到的是1843年的第二版③，引文中的1845年2月指的是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称《提纲》)的时间。我们可以据此推断，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作为费尔巴哈信徒的“短时期”，指的是1843年至1845年春。 列宁曾在1914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中做出一个著名的论断：马克思在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中，完成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但他又主张，“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如何妥当地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观点？换言之，列宁虽然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期间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向，但转向的是费尔巴哈式的“哲学唯物主义”④和“哲学共产主义”⑤，1843-1845年间的马克思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可以说，在青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上，列宁的见解和普列汉诺夫别无二致。 1965年，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的“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认识论断裂”说，认为断裂的位置发生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发表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中，《提纲》是“断裂的前岸”，“马克思同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哲学信仰相决裂，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在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断裂后是科学阶段，意识形态和科学归属两种对立的总问题。而马克思青年时期又分成两个阶段，第二阶段即1842-1845年间的理性共产主义阶段，“建立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总问题的基础上”。具体而言，《论犹太人问题》可以说是“政治的总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是“历史和经济的总问题”，但它们本质上依旧属于“人本学的总问题”。⑥ 针对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广松涉在1969年指出，科学主义是近代意识形态的一极，科学的总问题同样没能超越近代启蒙哲学的理论地平。对此，广松涉主张，马克思在《提纲》中“完成了异化逻辑向物像化逻辑的推转”⑦，费尔巴哈式自我异化的主体转变为共同主观或交互作用的主体，马克思由此扬弃了局限于主体—客体关系的近代哲学范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批判对象转为主体和主体之间形成的物像化的社会关系。以费尔巴哈人本学为代表的近代哲学的孤立的主体性转变为间主体性或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后者表征着马克思完成了对近代哲学范式的超越。 麦克莱伦在196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认为，1843-1845年间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给马克思产生过非常强烈的影响。《论犹太人问题》中的国家是人的本质异化、《导言》中人的解放等观念都是以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为基础的，《巴黎手稿》以及《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敬佩一如既往，“很多事实表明到1844年末，马克思还被认为是费尔巴哈的门徒”。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分歧始于《提纲》，费尔巴哈的思想在《形态》“费尔巴哈”章中受到彻底的批判，这也“标志着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的结束”。⑧可以说，在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关系的断定上，麦克莱伦和阿尔都塞如出一辙。 我国学者孙伯鍨在1985年出版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中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哲学过程中的“两次转变”说：《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虽然已经转变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但这还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科学共产主义，而是一种带有浓厚的费尔巴哈色彩的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在《形态》中才完成了“从人本主义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转变”，⑨从而使共产主义上升为科学。如前所述，列宁也承认马克思在1843年转向后有个短暂的时期是哲学唯物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阶段，所以孙伯鍨的“两次转变”学说只是对列宁转向学说的补充和延展，在对1843-1845年间青年马克思理论创见的界定上，两人的观点本质上并无差异。 2017年5月出版的MEGA②Ⅰ/5卷在“导言”(Einführung)中详细梳理了1845年秋至1847年春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形态》手稿期间与青年黑格尔派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们的论战。MEGA②Ⅰ/5卷的编辑认为，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维干德季刊》第3卷)中将《神圣家族》的作者指称为费尔巴哈的“信奉者们”，成为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公开批判费尔巴哈的契机。马克思恩格斯在写完“圣布鲁诺”章和“圣麦克斯”章后，才决心另起一章单独批判费尔巴哈。直至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依然是费尔巴哈人本学忠实拥趸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