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实践何以构成？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虽然物质是作为第一性的存在(时间意义上)，但是只有实践才构成人的一切社会历史活动的出发点(逻辑意义上)，这已是学界逐步认可的结论。理由在于，抽象的物质无法规定人的现实存在，而只有实践才能整合物我的二元分裂、联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创造出整个人类历史。社会存在就其本体论特征而言，正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①然而，当实践的基础性地位得以确认之后，一个更为根本的、尚未得到充分厘清的问题会随之浮现：实践是如何构成的？对其构成逻辑的辨析，不仅关乎对马克思实践哲学之整体结构的把握，更会直接影响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力的深度与广度。 回顾国内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讨论，实践认识论②、实践唯物主义③、实践本体论④及实践思维方式论⑤等理论进路，分别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对实践的理解。这些研究共享了若干基本预设：强调实践的关系性特质与双向对象化逻辑，注重其历史—过程性特征，并肯定其作为现实世界生成与建构的根本机制。然而，在进一步追问实践如何具体实现其生成与建构功能时，多数学理阐释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劳动”范畴，将其视为实践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内容。 这种以劳动为核心范式的解读，固然深刻揭示了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改造自然、实现自我确证的存在论意涵，也为理解社会形态演进与人类解放提供了关键线索⑥，但此种诠释方式是否足以穷尽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全部理论内涵？其潜在的还原论倾向是否可能导致对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某种遮蔽？ 实际上，马克思并未说过实践的内核就是劳动，他将实践界定为真正现实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将一切社会生活的本质都理解为实践。⑦毛泽东则把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理解为实践，其中最重要的实践是生产和阶级斗争。⑧尤为关键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历史的基础是由劳动和交往一起构成的——“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⑨。若劳动本身已能独立且完整地支撑起实践概念，那么马克思对“交往”范畴的并行强调便显得冗余。这一理论张力恰恰揭示了单一劳动范式可能存在的内在局限。 二、劳动成为实践：历史与缘由 在马克思之前，用劳动特别是物质劳动来表征实践是难以想象的。自古希腊起，劳动一词就与“艰辛”“惩罚”“被蔑视”等意象相关；在几乎所有欧洲语言的词汇里(ponos/labor/travail/Arbeit)，劳动也都意味着辛苦操劳。⑩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将劳动描绘为宙斯对人类的诅咒——普罗米修斯因盗火触怒众神后，潘多拉魔盒释放的灾厄中即包含无休止的劳苦。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的金银铜铁等级神话中，也将劳动阶层置于灵魂三分说中的欲望部分，与统治阶层的哲学王形成等级序差。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者劳作，工匠制作，公民则主要从事道德、政治活动即实践(πρâξίς/praxis/practise)。奴隶、工匠的劳动与公民的实践之间存在等级与尊卑之别。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实践主要指的是人基于某种善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它通过行动和言说表达作为整体之人的品质以及努斯。实践并不包含奴隶和工匠的劳动，因为它是不能摆脱身体和欲望的器用之事，不关乎政治和自由。(11)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仍然贬抑劳动，除了将劳动看成谋生之必需、克制肉体欲望的苦行手段外，基督教也用原罪说来构建人类依靠劳动赎罪的必然性。亚当(Adam)的名字实际上就是土地的阳性形式(Adamah)，耶和华创造亚当便是让他耕种和看守。耕种一词后来就变成了希伯来文的劳动(Leawod)。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所遭受的惩罚就是艰辛的劳动以及苦痛的生育，因此亚当的后人也要时时遭受劳动艰辛以赎轻罪愆。(12)在中世纪，不仅劳动，连实践也被贬低到派生地位，而真正唯一重要和自由的生活方式便是体认上帝的宗教沉思。 劳动地位的提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科技进步促使劳动生产力的飞跃，劳动生产与资本积累成为社会的首要目标，多样化消费变成生活重心。劳动因其生产力和实用性，成为社会维续扩张的重要前提。因此，沉思和实践的重要性下降，劳动从被贬抑变为被尊崇。近代对劳动的崇尚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宗教上，新教赋予劳动以神圣意义。劳动从赎罪的惩罚变成人在俗世的天职，只有通过世俗劳动、勤俭节欲，基督徒才能获得上帝的救赎。由此，劳动具有荣耀上帝的价值。(13)二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在新教伦理提供正当性的基础上，由洛克开始，继之以斯密、李嘉图，他们进一步论证劳动才是财富的源泉，提出了“劳动创造财产权”的所有权理论和“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论。(14)斯密在《国富论》中剥离劳动的具体形态，提出“一般劳动”概念；李嘉图则试图区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坚持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的主要基准。三是在哲学领域，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则将劳动成物的思考，转移到劳动成人的思考，将其理解为人创造自己的生活并塑造世界的方式。他指出：劳动过程不仅是物的生成过程，也是人的需要得以满足、人的主体性得到确认的过程，通过劳动，人与他人产生联系成为一种为他的存在，从而促使人反思其内在精神的生长，使人看到了其本质生成和自我实现。(15) 上述论述为马克思进一步将劳动提升为实践提供了依据。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类创造世界的最高能力，从而把劳动的价值推向了顶峰。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成己成物，不仅关乎人的身体、生命、灵魂和自由，同时还关乎社会的秩序、进步。他将亚里士多德对制作、实践、理论的划分，统一为人的劳动和实践，这些构成了对人的总体性的本质认识。劳动可以构成实践的缘由在于： 第一，劳动呈现了实践的本体论特性。传统本体论立足于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框架，先行预设两种实在(物质或精神)，通过把一个归结和还原为另一个来寻求两者的统一。这两者都离开了人的实践，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抽象性。而将实践过程置于本体的地位、将物和我带入到实践发生的历史情境中，实际上就消解了主客的二元对立。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以精神的抽象劳动代替了人的现实劳动，批评费尔巴哈把实践看成了物质的感性直观，其本意都在于只有把解释世界的旁观式认知转换为改变世界的反身性实践过程，才能彻底解决恩格斯所说的“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问题。 能够将物我统一的实践过程是劳动。一方面，劳动过程表现为精神向物质的渗透和转化。劳动作为人特有的对象化活动，是人按照自身的需要对客体进行形塑的过程，这种塑造是人的精神体现，通过人对物的塑造，人的精神力量就凝结在了物之中，形成了世界原本没有的存在物，进而极大地丰富了自然界。另一方面，劳动过程也表现为物对人的完善和重塑。当人的精神力量通过劳动的方式转化为客体时，客体就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他物，反而成为人的一部分、成为对人来说具有使用价值的对象物。主体通过对这些对象物的占有、使用和消费，也在不断完善自身的本质力量，从而提高自身的能力，并让人以更高的水准去改造客体：“精神性的人之类本质实现为物质性和对象性的活动，并直接外化于劳动产品中，所以劳动也意味着人类的自我产生，以及人的主体性之自我确立和提高。”(16)这样，主客体间固化的对峙状态，就因劳动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双向运动而消失，这种运动不断跨越两者之间的鸿沟，从而使主客二分问题得到了真正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