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科学语境中被建构的形而上学图景是以牛顿意义上的“绝对时间”为基石的，绵延的、客观的时间是世界的穹顶。时间作为一个外在的背景或框架被预设在世界“之上”，与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事物彻底分离。事物发生在时间之中，而时间则相对于获得了超然于事物及其变化的位置。时间的客观化导致历史的意义危机。历史被视为两个分离的层次：时间的穹顶与事物的展开。与此同时，绝对的时间给了具体事件和经验之流中的人一个置身事外的伎俩，成为超然的经验观察者。它让用具体行动投身日常生活并拥有过往记忆的人获得了从时间的性质出发的、与客观且超然的时间同等的视角。由此，属人的历史与客观的世界完成了决定性的分离。 这一分离并非观念转变的终点。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变化是，塑造了人的自我理解与未来预期的过往记忆转变为在时间之流中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并不展现或蕴藏着秩序与价值，而是笼罩在物理规则之下的、不带任何意义的事件之流。在这一过程中，人并不是彻底失去了赖以建构自我理解和意义确证的价值与秩序，而是不能再毫不犹豫地相信价值与秩序虽然是属人的，却不是源于人自身的——既不是被编造的幻象，也不是精心的自欺。人不能以信念的方式肯认价值与秩序，而是要承认如下的事实：发现并确立为生活世界奠基的价值与秩序不可避免地成了人自身的责任和重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如下论断：无远弗届的去意义——或曰祛魅——过程，并不是指意义的消失，而是人们不得不承认价值与秩序并没有超然的特性，我们只是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意义世界里。这样一来，意义、价值与秩序成了主体神话的次生物，同时也成了牺牲品——它们不再超然独立且坚不可摧，而是人的造制。由此，所有不容置疑的东西都变得脆弱且可疑。 具体到历史观，绝对时间的奠基让过往成为一种书写创造的、客观时间的历史化。这就不可避免地推动历史进入了被人主导的境地，导致意义的崩塌。历史成了一种主观的筹划和叙事的游戏——简言之，历史的合目的性及超然于主体意志之外的意义都成了幻象与错觉。从理论意义上说，历史主义的终结是普遍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后现代史学的客观性终结的合谋。作为这一过程的后果，历史不再是一个必然过程的展开，而是被筹划的叙事。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种极端历史理解就变成了如下的判断：历史不是从过去延伸过来的，而是由现在向过往出发，在这一过程中被主观地叙述创造的。表面上看，这一转变的根本要素是主体的登场。人作为主体的登场首先是从时间的绝对化出发的，即属人的世界与非属人的世界可以被明确区分了，非属人的世界作为客观背景不可逆转地消解了属人世界的必然性。不妨说，历史观转型中主体的引入与近代物理学对人的排除是内在一致的，如果客观时间不是完全终结了历史的意义，也至少完成了历史时间与客观时间的断裂和分途——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构成了时间的类型学框架。时间的双重性让历史受困于有限的主体性及其中的欲望、偏见与知识。 显然，上述观点——历史的祛魅与普遍历史的终结——在后现代历史哲学中是乏善可陈的陈年旧说。从机制上看，这一过程的内核是主体性置换：绝对时间及近代形而上学成立之前，历史及其意义的客观性预设让其拥有超越主体意志乃至人类集体意志的力量，从而让历史在另一个层面上拥有了主体性或意志，人的命运和事物的变迁都由此受到支配。人类的命运和自我理解就被笼罩在超然的历史之下。与之相对，历史与时间的决定性分离导致了被放大的、人的主体神话对意义的占据，主体神话的登场决定了历史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历史不再是一个超然的机制及其展开，而成为人的叙事和理解的产物。简言之，人与历史在“主体性”的意义上完成了位置的互换，历史由此被人决定。 由于主体观念革命而产生的这一倒置，其后果是人必须承担起原本由历史承担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负：人们在为历史祛魅的同时并不能逃避意义、秩序与价值的责任，主体神话的狂欢也不能消解人的有限性这一基本事实带来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人们不能从普遍历史中获得关于意义与秩序的理解，就无法完成对未来的筹划和对自身行动的合理性建构。即使历史成了人可以筹划并塑造的叙事，人们仍然需要对自身及外部世界的运行机制及其意义的共识性理解，否则不仅过往和当下陷入了无根基的虚无，未来也将成为持续涌入的、只遵循物理规则的经验。不妨说，历史的祛魅的首要后果不是历史的意义与价值的消散，而是人的行动失去了来自过往经验的秩序合理性，同时未来作为一个可以从过去衍生出来的稳定性的崩塌，成为不断涌入的偶然性。 以客观性和非人化为底色的时间之幕塑造了全新的世界观，决定性地分割了两种时间——历史时间与客观时间。客观时间之幕的笼罩，让属人的时间成了有待被叙述和建构、阅读并理解的叙事。历史由此从客观超然变成了主观构造，人类不再通过历史来达成关于价值的共识并展开秩序化的共同生活，而是依凭各自喜好地展开对历史的叙述和构造。讲述各自故事、创造各自历史的人获得了高度个体化的、描述和解释的自由，失去的是为共同生活世界奠基的价值共识，导致历史价值危机。 分析这一危机的根源，就是尝试从现有的历史观念及其理解出发有限度地重建历史的价值，引入不同的观念视角和文化资源，避免主体神话的过度反噬——确立人及其行动的意义，并通过历史书写完成对未来的筹划。我们尝试证明，时间之幕可以作为物理世界的奠基，却不能同时完成对人及其生命经验的笼罩，首先应该反思时间作为一个概念与时间作为一种经验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如果相信历史书写是基于共通人性和共享记忆的、动态共识的塑造和调适过程，那么就可能在超然历史的信念与主体神话的夹缝中重建历史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