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技术的变化，数据在企业及其与工人、消费者和其他资本家的关系中变得越来越核心。平台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出现，能够提取和控制海量数据，随着这一转变，我们见证了大型垄断性企业的崛起。”[1](P6)在一些西方左翼学者高呼“乌托邦的消失”的同时，一些学者却以技术发展的理由高呼“资本主义已经走向终结”，这确实令人有些惊奇，因为，资本主义终结一直被认为将由“向后”的共产主义所取代，但是，希腊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等人提出了一个极具挑衅性的论断：“资本主义已经死亡，即资本主义的动力不再支配我们的经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根本不同的东西，我称之为‘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2](Pⅹⅱ)。当然，这一论断有其现实根据，因为亚马逊、谷歌等科技巨头看似已经是“变异”了的资本，他们掌控着数字时代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并通过“贡赋”与“租庸”关系来剥夺用户与劳动者的财富。这种资本被称为“云资本”，并且“已经摧毁了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市场和利润”[2](PP.ⅹⅱ-ⅹⅲ)，之所以说这种资本获利的主要方式不是利润，而是“云地租”，可从如下例子看出：“全球智能手机行业出现了两家占主导地位的云主义的公司——苹果和谷歌，而它们的大部分财富是由没有工资的第三方开发者创造的，它们从这些开发者的销售额中提取固定的分成”[2](P126)。这一论断在学术界引发了热烈讨论，主要是围绕所谓的“技术封建主义”到底是资本主义终结还是资本主义新形态而展开。不过，目前国内学术界还缺乏对技术封建主义政治维度的分析，即技术封建主义对于政治会产生何种影响，并将塑造怎样新的政治后果?持有技术封建主义观念的学者捕捉到了数字社会的权力转型，指出平台资本如何通过智能算法操纵、数据垄断与注意力剥夺等“监控资本主义”的方式，造成了自由个体的消亡、社会民主的不可能，以及政治承诺的虚假泛滥等。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技术封建主义这一概念实则遮蔽了资本逻辑的延续与劳动价值形式的再生产，只要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给予分析，自然可以看到，技术封建主义现象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而技术封建主义理论家主张的新政治理念也只是在弱化阶级政治。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技术封建主义的政治后果及相关对策问题，我们将从三个层次展开讨论：(1)梳理技术封建主义的形成及其导致的政治后果，包括民主制度的掏空、国家与平台权力关系的重组、主体的农奴化、社会整体性的危机；(2)考察技术封建主义理论家所主张的逃离路径和可能性的制度构想；(3)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给出的方案进行批判性反思，揭示其理论的幻象及其社会改良主义的本质与局限。通过这一论证路径，本文旨在表明，在数字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资本逻辑的变异只是形态层面发生的变化，而非本质维度的突变，技术封建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多种外观之一。我们只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维度，才能突破“技术封建主义”的政治后果，更好地把握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的本质，从而寻找推进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实质性更迭的科学路径。 一、“技术封建主义”的形成及其“政治后果” 马克思在讨论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关系时，已经指明，“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情况还简单。剩余价值除了剩余价值本身这种形式外，还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形式，剩余价值本身这种形式，只不过使剩余价值有别于产品的构成在其中再生产出来的价值等价物的那一部分价值”[3](P339)。而当资本达到其完成形态时，“在利润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既定前提的这种最终形态中，利润所经历的许多转化和中介过程都消失不见了，难以辨认了，从而资本的性质也消失不见了，无法辨认了。”[3](P344)。如果说，马克思在此揭示了利润遮蔽资本性质的特性，那么，鼓吹技术封建主义的学者却遗忘了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主要依赖的是一种“云资本”的动力要素，其中含有的“云封地”完全改变了以资本主义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所以应当与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对于马克思所处那个时代而言，市场竞争使得价值为主导的原则被嵌入到社会之中，从而形成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生产与运行模式。然而，如今的市场正逐渐被崛起的各类数字平台所替代，“进入亚马逊，你就已经退出了资本主义。尽管在其中仍然存在买卖行为，但那已不再是一个可以被视为‘市场’的领域，甚至不能称之为数字市场。”[2](P85)更重要的是，如同封建制度中的领主以封地辖制附属者那样，人工智能网络正在“把在仓库里劳作、开出租车和送餐的工人变成云端的无产者。创造一个市场日益被云领地取代的世界。迫使企业成为附庸。”[2](P88)数字巨头犹如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将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云农奴”，并“在算法老板无形的拇指下过着越来越不稳定、压力越来越大的生活。”[2](P85)这不仅对劳动者的工作状况产生了影响，对于传统资本主义生产商来说，云资本也获得了掌控权，能够决定生产的内容及其方式，使得这些生产商“只能依照云资本家的意志销售自身产品，并为此支付一定费用，从而与其形成一种与封建领主—附庸关系无异的依附性联系。”[2](P90)正是基于此种逻辑，卖家必须缴纳佣金与流量租金，消费者则以注意力等数据形式不断“进贡”，少数垄断性平台则通过算法控制完成价值抽取。这种利润形成的结构模式看上去确实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利润来源机制，反而更接近于封建意义上的“附庸关系”，即平台通过对通道与数据、规则的掌控，向所有进入其“云封地”的人收取贡赋。随着这一模式扩张至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市场竞争与价格机制逐渐被削弱，资本主义逻辑被数字平台寡头的全面规训逻辑所取代，这便是技术封建主义秩序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