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难点。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现代性力量不断渗透到乡村社会，致使乡村精英人才大量流失，出现村庄“空心化”和治理“碎片化”等难题，乡村传统“刚性”治理方式难以为继，呈现脆弱性。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乡村治理问题的识别带来新的手段和工具，有助于通过多主体协同，走向多元共治，增强乡村治理韧性。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1]鉴于此，我们要用好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构建更加精准化、协同化、高效化的乡村韧性治理体系。 早在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就明确提出，要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支撑作用，构建数字乡村治理体系。2024年4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进一步提出，要推动数字技术与基层综合治理深度融合，不断深化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应用，激发农民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着力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服务效能。 综上分析，数字乡村治理实践始终围绕着如何推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展开，旨在通过寻找一种整体性解决策略和方案，使乡村能够借助现代化的知识、生产技术及组织方式实现新发展，从而避免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衰落。[2]因此，在当前数字乡村建设深入探索的关键阶段，数字技术赋能已成为观察乡村治理过程、理解乡村韧性治理体系构建，以及洞悉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重要视角与切面。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韧性治理的深度融合，是亟待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课题。那么，数字技术对乡村韧性治理秉承怎样的赋能机理?又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如何通过新公共治理与数字技术融合的进阶路径，使数字技术更好地扎根乡村社会?这些都是亟待研究并需作出回应的问题。 二、文献述评 随着数字技术作为基础性和关键性战略资源被嵌入乡村[3]，其已成为推动乡村治理变革的重要变量和技术支撑[4]，并引发治理范式的新变化。概述而言，当前关于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研究已经形成以下两个视角。 (一)“技术—组织”视角 邱泽奇创建了“技术—组织”互构理论，认为技术与组织之间是一个长期的互动系统。“技术—组织”互构是观察数字信息技术社会化普及过程的重要理论工具。[5]数字技术所支撑的数字社会连接对组织方式的重构，显示出根本性变革力量。[6]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打破传统等级制的层级结构，解决乡村治理中的问题悬浮、行政化色彩浓厚等问题[7]，有效实现跨组织协调、形构乡村治理网络，从而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新空间[8]。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能推动传统科层制组织的流程优化与模式再造，降低搜寻、复制、传输等方面的成本，从而形成协同的、整体性的治理运作体系。[9]这有助于将治理主体整合进高效的信息系统之中，从而形成全程协调、全程跟进、全程监督的协同共治情境。[10]总之，技术与组织的联动成为撬动乡村韧性治理的杠杆。 (二)“技术—治理”视角 数字技术凭借其独特的结构性赋能效应，已经成为影响乡村治理的关键因素，推动了乡村治理向数字化方向转型[11]，这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发展方式，还形塑了新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12]。自2018年中国提出数字乡村建设战略以来，国内学者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理论逻辑、实践模式及优化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丁波探讨了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优化路径[13]，詹国辉则基于“价值—技术—行动”三维理论框架，阐释了数字乡村治理失灵的逻辑理路，并力图构建出数字乡村治理有效的创新路径体系，以期消解数字乡村治理失灵难题，从而推进数字乡村治理现代化。[14]然而，当前关于“技术—治理”视角的研究滞后于实践。[15] 据上分析，现有研究呈现以下两个特征：第一，认识到组织重构的核心是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应对和解决国家、社会与乡村关系问题的组织体系。然而，当前对数字技术与组织结构的调整形塑乡村韧性治理的微观过程阐释较为匮乏。第二，集中关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逻辑、模式与路径等宏观和中观层面，缺乏对数字技术融入乡村韧性治理的复杂赋能机理的深挖。有鉴于此，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公共治理与经济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将“技术”“组织”“治理”视为构建乡村韧性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进一步地，从“统合治理”视角出发，结合中国数字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试图厘清这些关键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建构“技术—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借助这一框架，本文将试图揭示数字技术对乡村韧性治理的赋能机理，并针对现实困境，探讨其进阶路径。
